陽明學派發軔於中江藤樹和他的弟子熊澤蕃山（公元1619年—1691年），倡導王陽明的“良知說”，陽明學派以良知、良心為依據，良知所視，苟為善為正，有明顯的主觀惟心主義。認為良知之德可以釋個人之性能，可以辦世界之實在。德川幕府晚期，朱子學止於廟堂、貴族、社會上層;而陽明學派則廣泛散布於社會中下階級，甚至被視作“晝朱夜陽”，即表麵看似遵從朱子，實際上信奉陽明學說。德川時代的儒學教育尉為大觀，學塾林立，名士眾多，後來明治維新的一批大將無不是受此浸潤，影響和推動德川後期的維新運動。澀澤家族所在的深穀町有良好的儒教傳統，基本上是村村有塾，幼不失讀，被稱作“論語之裏”。經常有遊學先生背著線書藤箱遊村串戶講學，而這些儒者則成為村裏最受歡迎的上賓，都有好茶好飯招待。榮一的叔爺爺澀澤仁山曾經在家興塾授徒，本族的子弟基本上就在族內私塾裏就讀，也有慕師前來求學的外族子弟。後來成為著名儒者的桃井可堂，就曾經在澀澤家族的私塾裏啟蒙。桃井可堂是江戶時代末期的思想家，激烈的變革派。
榮一的家學環境如此，本人又天資聰慧，強聞博記，進步很快。父親也很開心，說學問學問，要邊學邊問，論語開篇講學習，“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講學與用要結合起來，學的目的在用，學了不用等於把學問還給先生了。
父母是子女的第一個老師，幼時的教誨看似平淡無奇，但可能對他或她的一生發生持續影響。後來，父親被村民選為名主即村長，是德川政權的基層組織頭目。名主不脫產，又沒有俸祿，但是社會地位顯著提高。江戶時代的日本是一個等級森嚴的國家，人分四等：士農工商，士為統治階級，包括武士以上的各級統治者。士以下的農、工、商屬於被統治階層。農、工、商層麵的庶民，不可以佩刀，名前不可以冠姓氏。從社會地位來說，農工商又依次遞減，商人社會地位最低，見了武士，得低頭讓路，退避三舍。否則武士可以先斬後奏。名主雖然不是武士，但被允許冠姓，出門可以隨身帶刀。名主有很多公益性勞動，治安、征稅納貢、道路堤防橋梁等等，都要出麵協調。自己家裏的事一點不能少，自己家境不好村民還不選你。時間實在不夠用，父親把指導兒子的工作托付給了一個遠近聞名的優秀青年—尾高淳忠。
這一年，父親已教榮一學到了《論語、裏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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