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慢的是活著
那一天，窗外下著不緊不慢的雨，我和朋友在一家茶館裏聊天，不知怎的她聊起了她的祖母。她說她的祖母非常節儉。從小到大，她隻記得祖母有七雙鞋：兩雙厚棉鞋冬天裏穿，兩雙厚布鞋春秋天穿，兩雙薄布鞋夏天裏穿，還有一雙是桐油油過的高幫鞋，專門雨雪天裏穿。小時候，若是放學早，她就負責燒火。隻要灶裏的火苗竄到了灶外，就會挨奶奶的罵，讓她把火壓到灶裏去，說火焰撲棱出來就是浪費。
“她去世快二十年了。”她說。
“要是她還活著，知道我們這麼花著百把塊錢在外麵買水說閑話，肯定會生氣的吧？”
“肯定的，”朋友笑了，“她是那種在農村大小便的時候去自家地裏，在城市大小便的時候去公廁的人。”
我們一起笑了。我想起了我的祖母。——這表述不準確。也許還是用她自己的話來形容才最為貼切：“不用想，也忘不掉。釘子進了牆，鏽也鏽到裏頭了。”
我的祖母王蘭英，一九二○年生於豫北一個名叫焦作的小城。焦作盛產煤，那時候便有很多有本事的人私營煤窯。我曾祖父在一個大煤窯當賬房先生，家裏的日子便很過得去。一個偶然的機會，曾祖父認識了祖母的父親，便許下了媒約。祖母十六歲那年，嫁到了焦作城南十裏之外的楊莊。楊莊這個村落由此成為我最詳細的籍貫地址，也成為祖母最終的葬身之地。二○○二年十一月，她病逝在這裏。
2
我一共四個兄弟姊妹，性別排序是：男，女，男，女。大名依次是小強、小麗、小傑、小讓。家常稱呼是大寶，大妞，二寶，二妞。我就是二妞李小讓。小讓這個名字雖是最一般不過的，卻是四個孩子裏唯一花了錢的。因為命硬。鄉間說法：命有軟硬之分。生在初一、十五的人命夠硬，但最硬的是生在二十。“初一、十五不算硬，生到二十硬似釘。”我生於陰曆七月二十，命就硬得似釘了。為了讓我這“釘”軟一些，媽媽說，我生下來的當天奶奶便請了個風水先生給我看了看，風水先生說最簡便的做法就是在名字上做個手腳，好給老天爺打個馬虎眼兒，讓他饒過我這個孽障，從此逢凶化吉，遇難呈祥。於是就給我取了讓字。在我們方言裏，讓不僅有避讓的意思，還有柔軟的意思。
“花了五毛錢呢。”奶奶說，“夠買兩斤雞蛋的了。”
“你又不是為了我好。還不是怕我妨了誰克了誰！”
這麼說話的時候我已經上了小學，和她頂嘴早成了家常便飯。這頂嘴不是撒嬌撒癡的那種，而是真真的水火不容。因為她不喜歡我，我也不喜歡她。——當然，身為弱勢，我的選擇是被動的：她先不喜歡我，我也隻好不喜歡她。
親人之間的不喜歡是很奇怪的一種感覺。因為在一個屋簷下，再不喜歡也得經常看見，所以自然而然會有一種溫暖。尤其是大風大雨的夜，我和她一起躺在西裏間。雖然各睡一張床，然而聽著她的呼吸，就覺得踏實，安恬。但又因為確實不喜歡，這低凹的溫暖中就又有一種高凸的冷漠。在人口眾多川流不息的白天，那種冷漠引起的嫌惡，幾乎讓我們不能對視。
從一開始有記憶起，就知道她是不喜歡我的。有句俗語：“老大嬌，老末嬌，就是別生半中腰。”但是，作為老末的我卻沒有得到過她的半點嬌寵。她是家裏的慈禧太後，她不嬌寵，爸爸媽媽也就不會嬌寵，就是想嬌寵也沒時間，爸爸在焦作礦務局上班，媽媽是村小的民辦教師，都忙著呢。
因為不被喜歡，小心眼兒裏就很記仇。而她讓我記仇的細節簡直是俯仰皆是。比如她常睡的那張水曲柳木黃漆大床。那張床是清朝電視劇裏常見的那種大木床，四周鑲著木圍板，木板上雕著牡丹荷花秋菊冬梅四季花式。另有高高的木頂，頂上同樣有花式。床頭和床尾還各嵌著一個放鞋子的暗櫃，幾乎是我家最華麗的家具。我非常向往那張大床，卻始終沒有在上麵睡的機會。她隻帶二哥一起睡那張大床。和二哥隻間隔三歲，在這張床的待遇上卻如此懸殊，我很不平，一天晚上，便先斬後奏，好好地洗了腳，早早地爬了上去。她一看見就著了急，把被子一掀，厲聲道：“下來！”
我縮在床角，說：“我占不了什麼地方的，奶奶。”
“那也不中！”
“我隻和你睡一次。”
“不中！”
她是那麼堅決。被她如此堅決地排斥著，對自尊心是一種很大的傷害。我哭了。她去拽我，我抓著床欄，堅持著，死活不下。她實在沒有辦法，就抱著二哥睡到了我的小床上。那一晚，我就一個人孤零零地占著那張大床。我是在哭中睡去的，清早醒來的第一件事，就是接著哭。
她毫不掩飾自己對男孩子的喜愛。誰家生了兒子，她就說：“添人了。”若是生了女兒，她就說：“是個閨女。”兒子是人，閨女就隻是閨女。閨女不是人。當然，如果哪家娶了媳婦，她也會說：“進人了。”——這一家的閨女成了那一家的媳婦，才算是人。因此，自己家的閨女隻有到了別人家當媳婦才算人，在自己家是不算人的。這個理兒，她認得真真兒的。每次過小年的時候看她給灶王爺上供，我聽的最多的就是那一套：“……您老好話多說，賴話少言。有句要緊話可得給送子娘娘傳，讓她多給騎馬射箭的，少給穿針引線的。”騎馬射箭的，就是男孩。穿針引線的，就是女孩。在她的意識裏，兒子再多也不多，閨女呢，就是一門兒貼心的親戚，有事沒事走動走動，百年升天腳登蓮花的時候有這把手給自己梳頭淨麵，就夠了，因此再多一個就是多餘——我就是最典型的多餘。她原本指望我是個男孩子的，我的來臨讓她失望透頂：一個不爭氣的女孩身子，不僅占了男孩的名額，還占了個男孩子的秉性，且命那麼硬。她怎麼能夠待見我？
做錯了事，她對男孩和女孩的態度也是決然不同。要是大哥和二哥做錯了事，她一句重話也不許爸爸媽媽說，且原因充分：飯前不許說，因為快吃飯了。飯時不許說，因為正在吃飯。飯後不許說，因為剛剛吃過飯。剛放學不許說，因為要做作業。睡覺前不許說，因為要睡覺……但對女孩，什麼時候打罵都無關緊要。她就常在飯桌上教訓我的左撇子。我自會拿筷子以來就是個左撇子，幹什麼都喜歡用左手。平時她看不見就算了，隻要一坐到飯桌上，她就要開始管教我。怕我影響大哥二哥和姐姐吃飯，把我從這個桌角攆到那個桌角，又從那個桌角攆到這個桌角，總之怎麼看我都不順眼，我坐到哪裏都礙事兒。最後通常還是得她坐到我的左邊。當我終於坐定，開始吃飯，她的另一項程序就開始了。
“啪！”她的筷子敲到了我左手背的指關節上。生疼生疼。
“換手！”她說，“叫你改，你就不改。左耳朵進，右耳朵出！”
“不會。”
“不會就學。別的不學這個也得學！”
知道再和她強下去菜就被哥哥姐姐們夾完了，我就隻好換過來。我咕嘟著嘴巴，用右手生疏地夾起一片冬瓜，冬瓜無聲無息地落在飯桌上。我又艱難地夾起一根南瓜絲，還是落在了飯桌上。當我終於把一根最粗的蘿卜條成功地夾到嘴邊時，蘿卜條卻突然落在了粥碗裏，粥汁兒濺到了我的臉上和衣服上，引得哥哥姐姐們一陣嬉笑。
“不管用哪隻手吃飯，吃到嘴裏就中了，什麼要緊。”媽媽終於說話了。
“那怎麼會一樣？將來怎麼找婆家？”
“我長大就不找婆家。”我連忙說。
“不找婆家？娘家還養你一輩子哩。還給你紮個老閨女墳哩。”
“我自己養活自己，不要你們養。”
“不要我們養，你自己從石頭縫裏蹦出來的？自己給自己喂奶長這麼大？”她開始不講邏輯，我知道無力和她抗爭下去，隻好不做聲。
下一次，依然如此，我就換個花樣回應她：“不用你操心，我不會嫁個也是左撇子的人？我不信這世上隻我一個人是左撇子！”
她被氣笑了：“這麼小的閨女就說找婆家，不知道羞！”
“是你先說的。”
“哦，是我先說的。咦——還就我能先說，你還就不能說。”她得意洋洋。
“姊妹四個裏頭，就你的相貌吸肖她，還就你和她不對路。”媽媽很納悶，“怪哩。”
3
後來聽她和姐姐聊天我才知道，她小時候娘家的家境很好，那時我們李家的光景雖然不錯，和她王家卻是絕不能比的。他們大家族枝枝杈杈四五輩共有四五十口人，男人們多，家裏還雇有十幾個長工，女人們便不用下地，隻是輪流在家做飯。她們這一茬女孩子有八九個，從小就大門不出，二門不邁，隻是學做女紅和廚藝。家裏開著方圓十幾裏最大的磨坊和粉坊，養著五六頭大牲口和幾十頭豬。農閑的時候，磨房磨麵，粉坊出粉條，牲口們都派上了用場，豬也有了下腳料吃，豬糞再起了去壯地，一樣也不耽擱。到了趕集的日子，她們的爺爺會駕著馬車，帶她們去逛一圈，買些花布，頭繩，再給她們每人買個燒餅和一碗羊雜碎。家裏哪位堂哥娶了新媳婦，她們會瞞著長輩們偷偷地去聽房，當然也常常會被發現。一聽見爺爺的咳嗽聲，她們就會作鳥獸散，有一次，她撒丫子跑的時候，被一塊磚頭絆倒，磕了碗大的一片黑青。
嫁過來的時候，因為知道婆家這邊不如娘家，怕姑娘受苦，她的嫁妝就格外豐厚：帶鏡子和小抽屜的臉盆架，雕花的衣架，紅漆四屜的首飾盒，一張八仙桌，一對太師椅，兩個帶鞋櫃的大樟木箱子，八床緞子麵棉被……還有那張水曲柳的黃漆木床。
“一共有二十抬呢。”她說。那時候的嫁妝是論“抬”的。小件的兩個人抬一樣，大件的四個人抬一樣。能有二十抬，確實很有規模。
說到興起，她就會打開樟木箱子，給姐姐看她新婚時的紅棉褲。隔著幾十年的光陰，棉褲的顏色依然很鮮豔。大紅底兒上起著淡藍色的小花，既喜悅，又沉靜。還有她的首飾。“文革”時被破四舊的人搶走了許多，不過她還是偷偷地保留了一些。她打開一層層的紅布包，給姐姐看：兩隻長長的鳳頭銀釵，因為時日久遠，銀都灰暗了。她說原本還有一對雕龍畫鳳的銀鐲子，三年困難時期，她響應國家號召向災區捐獻物資，狠狠心把那對鐲子捐了。後來發現戴在了一名村幹部的女兒手上。
“我把她叫到咱家，哄她洗手吃饃，又把鐲子拿了回來。他們到底理虧，沒敢朝我再要。”
“那鐲子呢？”
“賣了，換了二十斤黃豆。”
她生爸爸的時候，娘家人給她慶滿月送的銀鎖，每一把都有三兩重，一尺長，都佩著繁繁瑣瑣的銀鈴和胖胖的小銀人兒。她說原先一共有七把，破四舊時，被搶走了四把，就隻剩下了三把，後來大哥和二哥生孩子，生的都是兒子，她就一家給了一把。姐姐生的是女兒，她就沒給。
“你再生，要生出來兒子我就給你。”她對姐姐說，又把臉轉向我，“看你們誰有本事先生出兒子，遲早是你們的。”
“得了吧。我不要。”我道，“明知道我最小，結婚最晚。根本就是不存心給我。”
“你說得沒錯，不是給你的，是給我重外孫子的。”她又小心翼翼地裹起來，“你們要是都生了兒子，就把這個鎖回回爐，做兩個小的，一人一個。”
偶爾，她也會跟姐姐聊起祖父。
“我比人家大三歲。女大三，抱金磚。”她說，她總用“人家”這個詞來代指祖父。“我過門不多時，就亂了，煤窯廠子都關了，你太爺爺就回家閑了，家裏日子一天不如一天。啥金磚？銀磚也沒抱上，抱的都是土坷垃。”
“人家話不多。”
“就見過一麵，連人家的臉都沒敢看清，就嫁給人家了。那時候嫁人，誰不是暈著頭嫁呢？”
“和人家過了三年，哪年都沒空肚子，前兩個都是四六風。可惜的，都是男孩兒呢。剛生下來的時候還好好兒的，都是在第六天頭上死了，要是早知道把剪刀在火上烤烤再剪臍帶就中，哪兒會隻剩下你爸爸一個人？”
後來，“人家”當兵走了。
“八路軍過來的時候，人家上了掃盲班，學認字。人家腦子靈，學得快……不過，世上的事誰說得準呢？要是笨點兒，說不定也不會跟著隊伍走，現在還能活著呢。”
“哪個人傻了想去當兵？隊伍來了，不當不行了。”她毫不掩飾祖父當時的思想落後，“就是不跟著這幫人走，還有國民黨呢，還有雜牌軍呢，哪幫人都饒不了。還有老日呢。”——老日，就是日本鬼子。
“老日開始不殺人的。進屋見了咱家供的菩薩，就趕忙跪下磕頭。看見小孩子還給糖吃，後來就不中了，見人就殺。還把周歲大的孩子挑到刺刀尖兒上耍，那哪還能叫人？”
老日來的時候，她的臉上都是抹著鍋黑的。
“人家”打徐州的時候，她去看他，要過黃河，黃河上的橋散了，隻剩下了個鐵架子。白天不敢過，隻能晚上過。她就帶著爸爸，一步一步的踩過了那條漫長的鐵架子，過了黃河。
“月亮可白。就是黃河水在腳底下，嘩啦啦地嚇人。”
“人家那時候已經有通訊員了，部隊上的人對我們可好。吃得也可好，可飽。住了兩天，我們就回來了。家屬不能多住，看看就中了。”
那次探親回來，她又懷了孕，生下了一個女兒。女兒白白胖胖，麵如滿月，特別愛笑。但是，一次，一個街坊舉起孩子逗著玩的時候，失手摔到了地上。第二天，這個孩子就夭折了。才五個月。
講這件事時，我和她坐在大門樓下。那個街坊正緩緩走過，還和她打著招呼。
“歇著呢？”
“歇著呢。”她和和氣氣地答應。
“不要理他！”我氣惱她無原則地大度。
“那還能怎麼著？賬哪能算得那麼清？他也不是蓄心的。”她歎氣，“死了的人死了，活著的人還得活著。”
後來，她收到了祖父的陣亡通知書。“就知道了，人沒了。那個人，沒了。”
“聽爸爸說，解放後你去找過爺爺一次。沒找到，就回來了。回來時還生了一場大病。”
“哦。”她說，“一個人說沒就沒了，一張紙就說這個人沒了，總覺得不真。去找了一趟，就死心了。”
“你是哪一年去的？”
“五六年吧。五六、五七，記不清了。”
“那一趟，你走到了哪兒？”
“誰知道走到了哪兒。我一個大字不識的婦女，到外頭知道個啥。”
4
因為是光榮烈屬，建國後，她當上了村裏的第一任婦女主任，婦女主任應該是黨員。組織上想發展她入黨，她猶豫了，聽說入黨之後還要交黨費，還要參加各種各樣的活動和會議，她更猶豫了。覺得自己作為一個寡婦，從哪方麵考慮都不合適。“我能管好我家這幾個人就中了，哪兒還有力氣操那閑心。”她說。
她謝絕了，但是後來時興人民公社大食堂，她以烈屬身份要求去當炊事員。
“還不是為了能讓你爸爸多吃二兩。”她說。
隨著我們這幾個孩子的降生，家裏的生活越來越緊巴。在生產隊裏的時候，因為孩子們都上學，爸爸媽媽又上班，家裏隻有她一個勞力掙工分，年終分配到的糧食就很少，顆顆貴似金。肯定不夠吃，得用爸爸的工資在城裏再買。這種狀況使得她對糧食的使用格外細膩。她說有的人家不會過，麥子剛下來時就猛吃白麵，吃到過了年，沒有白麵了，才開始吃白麵和玉米麵雜卷的花饃。到後來連花饃裏的白麵也吃不上了，就隻好吃純黃的窩窩頭，逢到賓來客往，還得敗敗興興地去別人家借白麵。到了收麥時節，這些人家拿到地裏打尖兒的東西也就隻有窩頭。收麥子是下力氣活兒，讓自己家的勞力吃窩頭，這怎麼說得過去呢？簡直就是丟人。
她從來沒有丟過這種人。從一開始她就隔三岔五讓我們吃花饃，早晚飯是玉米麵粥，白麵隻有過年和收麥時才讓吃得盡興些。過年蒸的白麵饃又分兩種，一種是純白麵饃，叫“真白鴿”。主要用於待客。另一種是白麵和白玉米麵摻在一起做的，看起來很像純白麵饃，叫“假白鴿”。主要用於自家吃。
“人過留名，雁過留聲。客人當然得吃好的。”她說，“自己家麼，填坑不用好土——也算好土了。”
雜麵條也是我們素日經常吃的。也分兩種：綠豆雜麵和白豆雜麵。綠豆雜麵是綠豆、玉米、高粱和小麥合在一起磨的。白豆雜麵是白豆、小麥和玉米合在一起磨的。雜麵粗糙，做不好的話豆腥味兒很大。她卻做得很好吃。一是因為搭配比例合理，二是在於最後一道工序：麵熟起鍋之後，她在勺裏倒一些香油，再將蔥絲、薑絲和蒜瓣放在油裏熱炒，炒得焦黃之後將整個勺子往飯鍋裏一燜，隻聽嗤啦一聲，一股濃香從鍋底湧出，隨即滿屋都是油亮亮香噴噴。
那時候沒法子吃新鮮蔬菜，一到春天就青黃不接，她就往稀飯裏放榆葉，黑槐葉，蛐蛐菜，馬齒菜，薺菜和灰灰菜，還趁著四季醃各種各樣的醬菜：春天醃香椿，夏天醃蒜苗，秋天醃韭菜，辣椒，芥菜，冬天醃蘿卜和黃菜。僅就白菜，她就又分出三個等級，首先是好白菜，圓滾滾，瓷丁丁。其次是樣子好看卻不瓷實的，叫青幹白菜。最差的是隻長了些幫子的虛棵白菜。她讓我們先吃的是青幹白菜，然後是好白菜。至於虛棵白菜，她就放在鍋裏煮，高溫去掉水分之後，再掛在繩子上晾幹，這時的白菜叫做“燒白菜”。來年春天，將燒白菜再回鍋一煮，就能當正經菜吃。有幾年春天，她做的這些燒白菜還被人收購過，一斤賣到了三毛錢。
“它們喂人，人死了埋到地下再喂它們。”每當吃菜的時候，她就會這麼說。
一切東西對她來說似乎都是有用的：玉米衣用來墊豬圈，玉米芯用來當柴燒。洗碗用的泔水，她從來不會隨隨便便地潑掉，不是拌雞食就是拌豬食。我家要是沒雞沒豬，她就提到鄰居家，也不管人家嫌棄不嫌棄。“總是點兒東西，扔掉了可惜。”她說。內衣內褲和襪子破了，她也總是補了又補。而且補的時候，是用無法再補的那些舊衣的碎片。“用舊補舊，般配得很。”她說。我知道這不是因為般配，而是她覺得用新布補舊衣就糟蹋了新布。在她眼裏，破布也分兩種，一種是純色布，那就當孩子的尿布，或者給舊衣服當補丁。另一種是花布，就縫成小小的三角，三角對三角，拚成一個正方形，幾十片正方形就做成了一個花書包。
路上看到一塊磚，一根鐵絲，一截塑料繩，她都要拾起來。“眼前沒用，可保不準什麼時候就用上了。寧可讓東西等人，不能讓人等東西。”她說。
“你奶奶是個仔細人哪。”街坊總是對我們這麼感歎。
這裏所說的仔細，在我們方言的含義中就是指“會過日子”，也略微帶些形容某人過於吝嗇的苛責。
她還長年織布。她說，年輕時候，隻要沒有什麼雜事，每天她都能卸下一匹布。一匹布，二尺七寸寬，三丈六尺長。春天晝長的時候，她還能多織丈把。後來她學會了織花布，將五顏六色的彩線一根根安在織布機上，經線多少，緯線多少，用哪種顏色，是要經過周密計算的。但不管怎麼複雜，都沒有難倒她。五十年前，一匹白布的價是七塊二毛錢，一匹花布的價是十塊六毛錢。她就用這些長布供起了爸爸的學費。
紡織的整個過程很繁瑣：紡，拐，漿，落，經，鑲，織。織隻是最後一道。她一有空就坐下來摩挲那些棉花，從紡開始，一道一道地進行著，慢條斯理。而在我童年的記憶中，每每早上醒來，和鳥鳴一起湧入耳朵的，確實也就是唧唧複唧唧的機杼聲。來到堂屋，就會看見她坐在織布機前。梭子在她的雙手間飛魚似的傳動，簡潔明快，嫻熟輕盈。
生產隊的體製裏，一切生產資料都是集體的，各家各戶都沒有棉花。她能用的棉花都是買來的，這讓她很心疼。一到秋天，棉花盛開的時節，我和姐姐放學之後，她就派我們去摘棉花。去之前，她總要給我們換上特製的褲子，口袋格外肥大，告訴我們：“能裝多少是多少。”我說：“是偷吧？”她就“啪”地打一下我的腦袋。
後來，她織的布再也賣不動了，再後來，那些布把我們家的箱箱櫃櫃都裝滿了，她的眼睛也不行了，她才讓那架織布機停下來。
她去世那一年，那架織布機散了。
5
小學畢業之後，我到鎮上讀初中。三裏地，一天往返兩趟，是需要騎自行車的。爸爸的同事有一輛半舊的二六式女車，爸爸花了五十塊錢買了下來，想要給我騎，卻被她攔住了。
“三裏地，又不遠。我就不信會把腳走大了。”
“已經買了，就讓二妞騎吧。”
“她那笨手笨腳的樣兒，不如讓二寶騎呢。”此時我的二哥正在縣裏上高中。他住校，兩周才回家一次。我可是每天兩趟要去鎮上的啊。
爸爸不說話了。我深感正不壓邪，於是決定要為自己的權利做鬥爭。一天早上，我悄悄地把自行車推出了家門。誰知道迎頭碰上了買豆腐回來的她，她抓了我一把，沒抓住，就扭著小腳在後麵追起來。我飛快地蹬啊，蹬啊。騎了一段路，往後看了看，她不追了，卻還停在原地看著我。
我知道這輛車我大約隻能騎一次了，頓時悲憤交加。沿路有一條小河，水波清澈，淺不沒膝，這時候，一個衣扣開了，我懶得下車，便騰出左手去整衣服，車把隻靠右手撐著，就有些歪。歪的方向是朝河的。待整好衣服，車已經靠近河堤的邊緣了，如果此時糾正，完全不會讓車出軌。鬼使神差，我突然心生歹意，想：反正這車也不讓我騎，幹脆大家都別騎吧。這麼想著，車就順著河堤衝了下去。在衝下去的一瞬間，我清楚地記得，我還往身後看了看，她還在。一陣失控的跌撞之後，我如願以償地栽進了河裏。河水好涼啊，河草好密啊，河泥好軟啊。當我從河裏爬起來時，居然傻乎乎地這麼想著，還對自己做了個鬼臉。
那天上學，我遲到了。而那輛可愛的自行車經過這次重創之後，居然又被修車師傅耐心地維修到了勉強能騎的地步。我騎著它，一直騎到初中畢業。
很反常的，她沒有對此事做出任何評論，看來是被我的極端行為嚇壞了。我居然能讓她害怕！這個發現讓我又驚又喜。於是我乘勝追擊，不斷用各種方式藐視她的存在和強調自己的存在，從而鞏固自己得之不易的家庭地位。每到星期天，凡是有同學來叫我出去玩，我總是扔下手中的活兒就走，連個招呼都不跟她打。村裏若是演電影，我常常半下午就溜出去，深更半夜才回家。若是得了獎狀回來，我就把它貼在堂屋正麵毛主席像的旁邊，讓人想不看都不成。如果還有獎品，我一定會在吃晚飯的時候拿到餐桌上炫耀。每到此時，她就會漫不經心地瞟上一眼，淡淡道：“吃飯吧。”
她仍是不喜歡我的。我很清楚。但隻要她能把她的不喜歡收斂一些，我也就達到了目的。
初中畢業之後，我考上了焦作市中等師範學校。按我的本意，是想報考高中的，但她和爸爸都不同意。理由是師範隻需要讀三年就可以參加工作，生活費和學費還都是國家全額補助的，而上高中不僅代價昂貴且前程未卜。看著我忿忿不平的樣子，爸爸最後安慰我說，師範學校每年都組織畢業生參加高考。隻要我願意，也可以在畢業那年參加高考。於是去師範學校報到那天我帶上了一摞借來的高中舊課本。我暗暗發誓：一定要考上大學。
但是，畢業那年，我沒有參加高考。我已經不願意上大學了。我想盡早工作，自食其力。因為我師範生活的最後一年冬天，我沒有了父親，我知道自己麵臨的首要任務就是養活自己。
大約是為了好養，父親是個女孩子名，叫桂枝。小名叫小勝。奶奶一直叫他小勝。第一次看見父親的照片成了遺像，我在心裏悄悄地叫了一聲“小勝”，突然覺得，這個名字和我們姊妹四個的名字排在一起非常有趣：小強小麗小傑小讓，而他居然是小勝。聽起來他一點兒也不像我們的父親，而像我們的長兄。
父親是患胃癌去世的。父親生前，我叫他爸爸。父親去世之後，我開始稱他為父親。一直以為，父親，母親，祖母這樣隆重的稱謂是更適用於逝者的。所以，當我特別想他們的時候，我就在心裏稱呼他們：爸爸，媽媽，奶奶。一如他們生前。至於我那從來未曾謀麵的祖父，還是讓我稱他為祖父吧。
如果用一個字來形容奶奶對於父親這個獨子的感覺，我想隻有這個字最恰當：怕。從懷著他開始，她就怕。生下來，她怕。是個男孩，她更怕。祖父走了，她獨自拉扯著他，自然是怕。女兒夭折之後，她尤其怕。他上學，她怕。他娶妻生子，她怕。他每天上班下班，她怕。他在她身邊時，她怕自己養不好他。他不在她身邊時，她怕整個世界虧待他。
父親是個孝子，無論她說什麼，他都俯首帖耳。表麵上是他怕她，但事實上，就是她怕他。
沒辦法。愛極了，就是怕。
從父親住院到他去世，沒有一個人告訴奶奶真相。她也不提出去看，始終不提。我們從醫院回來，她也不問。一個字兒都不問。我們主動向她報喜不報憂，她也隻是靜靜地聽著，最多隻答應一聲：“噢。”到後來她的話越來越少，越來越少。父親的遺體回家，在我們的哭聲中，她始終躲著，不敢出來。等到入殮的時候，她才猛然掀開了西裏間的門簾，把身子擲到了地上，叫了一聲：“我的小勝啊——”
這麼多天都沒有說話，可她的嗓子啞了。
6
我回到了家鄉小鎮教書。這時大哥已經在縣裏一個重要局委擔任了副職，成了頗有頭臉的人物。姐姐已經出嫁到離楊莊四十多裏的一個村莊，二哥在鄭州讀財經大學。偌大的院子裏，隻有我，媽媽和她三個女人常住。父親生病期間，母親信了基督教。此時也已經退休，整天在信徒和教堂之間奔走忙碌，把充裕的時間奉獻給了主。家裏剩下的，常常隻有我和她。——不，我早出晚歸地去上班，家裏隻有她。
至今我仍然想象不出她一個人在家的時光是怎麼度過的。隻知道她一天天地老了下去。不，不是一天天，而是半天半天的老下去。每當我早上去上班，中午回來的時候，就覺得她比早上要老一些。而當我黃昏歸來，又覺得她比中午時分更老。本來就不愛笑的她，更不笑了。我們兩個默默相對地吃完飯，我看電視，她也坐在一邊，但是手裏不閑著。總要幹點兒什麼：剝點兒花生，或者玉米。坐一會兒，我們就去睡覺。她睡堂屋西裏間，我睡堂屋東裏間。母親回來睡東廂房。
每當看到她更老的樣子，我就會想：照這樣的速度老下去，她最終會變成什麼樣呢？一個人，每天每天都會老，最終會老到什麼地步呢?
她的性情比以往也有了很大改變。不再串門聊天，也不允許街坊鄰居們在我家久坐。但凡有客，她都是一副木木的樣子，說不上冷淡，但絕對也談不上歡迎。於是客人們就很快訕訕地走了。我當然知道這是因為父親的緣故，就勸解她，說她應該多去和人聊聊，轉移轉移情緒。再想有什麼用？反正父親已經不在了。她拒絕了。她說：“我沒養好兒子，兒子走到了我前邊兒，白發人送黑發人，老敗興。他不在了，我還在。兒子死了，當娘的還到人跟前舉頭豎臉，我沒那心勁兒。”
她硬硬地說著。哭了。我也哭了。我擦幹淚，看見淚水流在她皺紋交錯的臉上，如雨落在旱地裏。這是我第一次那麼仔細地看著她哭。我想找塊毛巾給她擦擦淚，卻始終沒有動。即使手邊有毛巾，我想我也做不出來。我和她之間，從沒有這麼柔軟的表達。如果做了，對彼此也許都是一種驚嚇。
父親的遺像，一直朝下扣在桌子上。
有一天，我下班早了些，一進門就看見她在摸著父親那張扣著的遺像。她說：“上頭我命硬，下頭二妞命硬。我們兩頭都克著你，你怎麼能受得住呢？是受不住。是受不住。”
我悄悄地退了出去。又難過，又委屈。原來她一直是這麼認為的！原來她還是一直這麼在意我的命硬，就像在意她的。——後來我才知道，她生於正月十五。青年喪夫，老年喪子，她的命是夠硬的，但我不服氣。我怎麼能服氣呢？父親得的是胃癌，和我和她有什麼關係？！我們並沒有偷了父親的壽，為什麼要自己給自己栽贓？我不明白她這麼做隻是因為無法疏導過於濃鬱的悲痛，隻好自己給自己一個說法。那時我才十八歲，我怎麼可能明白呢？不過，值得安慰的是，我當時什麼都沒說。我知道我的委屈和她的悲傷相比，沒有發作的比重。
工資每月九十八元，隻要發了我就買各種各樣的吃食和玩意兒，大包小包地往回拿。我買了一把星海牌吉他，月光很好的晚上就在大門口的石板上練指法。還買了錄音機，洗衣服做飯的時候一定要聽著費翔和鄧麗君的歌聲。第一個春節來臨之前，我給她和媽媽各買了一件毛衣。每件四十元。媽媽沒說什麼，喜滋滋地穿上了，她卻勃然大怒。——我樂了。這是父親去世後，她第一次發怒。
“敗家子兒！就這麼會花錢！我不穿這毛衣！”
“你不穿我送別人穿。”我說，“我還不信沒人要。”
“貴巴巴的你送誰？你敢送？”她說著就把毛衣藏到了箱子裏。那是件帶花的深紅色對襟毛衣。領子和袖口都鑲著很古典的圖案。
九十八元的工資在當時已經很讓鄉裏人眼紅了，卻很快就讓我失去了新鮮感。孩子王的身份更讓我覺得無趣。第二個學期，我開始遲到，早退，應付差事。校長見我太不成體統，就試圖對我因材施教。他每天早上都站在學校門口，一見我遲到就讓我和遲到的學生站在一起。我哪能受得了這個，掉頭就回家睡回籠覺。最典型的一次，是連著遲到了兩周，也就曠課了兩周。所有的人都拿我無可奈何，而我卻不自知——最過分的任性大約就是這種狀況了：別人都知道你的過分，隻有你不自知。
每次看到我回家睡回籠覺她都一副憂心忡忡的神情：一個放著人民教師這樣光榮的職業卻不好好幹的女孩子，她在鬧騰什麼呢？她顯然不明白，似乎也沒有興致去弄明白。她隻是一到周末就等在村頭，等她的兩個孫子從縣城和省城回來看她。——她的注意力終於在不知不覺間從父親身上分散到了孫子們身上。每到周末，我們家的飯菜就格外好：豬頭肉切得細細的，烙餅攤得薄薄的，粥熬得濃濃的。然而隻要兩個哥哥不回來，我就都不能動。直到過了飯時，確定他們不會回來了，她才會說：“吃吧。”
我才不吃呢。假裝看電視，不理她。
“死丫頭，這麼好的飯你不吃，不糟蹋東西？”
“又不是給我做的，我不吃。”
“不是給你做的，給狗做的？”
“可不是給狗做的麼？”我伶牙俐齒，一點兒也不饒她，“可惜你那兩隻狗跑得太遠，把家門兒都忘了。”
有時候，實在閑極無聊，她也會和我講一些家常話。話題還是離不開她的兩個寶貝孫子：大哥如何從小就愛吃糖，所以外號叫李糖迷。二哥小時候如何胖，給他擦屁股的時候半天都掰不開屁股縫兒……也會有一些關於姐姐的片段，如何乖巧，如何懂事。卻沒有我的。
“奶奶，”我故意說，“講講我的唄。”
“你？”她猶豫了一下，“沒有。”
“好的沒有，壞的還沒有？”
“壞的麼，倒是有的。”她笑了。講我如何把她的鞋放在蒸饃鍋裏和饅頭一起蒸，隻因她說她的鞋子幹淨我的鞋子髒。我如何故意用竹竿打東廂房門口的那棵棗樹，隻因她說過這樣會把棗樹打死。我如何隔三差五地偷個雞蛋去小賣店換糯米糕吃，還仔細叮囑老板不要跟她講。其中有一件最有趣：一次，她在門口買涼粉，我幫她算賬，故意多算了兩毛錢。等她回家後，我才追了兩條街跟那賣涼粉的人把兩毛錢要了回來。她左思右想覺得錢不夠數，也去追那賣涼粉的人，等她終於明白真相時，我已經把兩毛錢的瓜子嗑完了。
我們哈哈大笑。沒有猜忌，沒有成見，沒有不滿。真真正正是一家人在一起拉家常的樣子。她嘴裏的我是如此頑劣，如何可愛。這是我萬萬沒有想到的。
但這種和諧甚至是溫馨的時光是不多的。總的來說我和她的關係還相當冷漠。有時會吵架，有時會客氣——一個人隨著年齡的增長也會獲得某種自然而然的程度加深的尊重，她對我的客氣顯然是基於這點。
我的工作狀態越來越糟糕。學年終考，我的學生考試成績在全鎮排名中倒數第一。平日的邋遢和成績的恥辱構成了無可辯駁的因果關係，作為誤人子弟的敗類我不容原諒。終於在一次全校例行的象征性的應聘選舉中，我成了實質性落聘的第一人。懲罰的結果是把我發配到一個偏遠的村小教書。我當然不肯去，也不能再在鎮裏呆下去，短暫的考慮之後我決定停薪留職。之前一些和我一樣不安分當老師的師範同學已經有好幾個南下打工，我和他們一直保持著聯係。
正猶豫著怎麼和她們開口，一件事加速了我的進程。那天，我起得早，走到廚房門口，聽見媽媽正在低聲埋怨她：“……你要是當時叫大寶給她跑跑關係，留到縣裏，隻怕她現在也不會弄得這麼拾不起來。”
“她拾不起來是她自己軟。能怨我？”
“絲瓜要長還得搭個架呢。一個孩子，放著關係不讓用，非留在身邊。你看她是個翅膀小的？”
“那幾個白眼狼都跑得八竿子打不著，不留一個，有個病的災的去指靠誰？”
一切全明白了。原來還是奶奶作祟，在清晨明媚的陽光中，我氣得腦門發脹。我推開廚房的門，目光如炬，聲音如鐵，鏗鏘有力地向她們宣言：“我也是個白眼狼！別指靠我！我也要走了！”
7
我一去三年沒有回家，隻是十天半月往村委會打個電話，讓村長或村支書向她們轉達平安，履行一下最基本的告知義務。三年中，我從廣州到深圳，從海口到三亞，從蘇州到杭州，從沈陽到長春，推銷過保險，當過售樓小姐，在飯店賣過啤酒，在咖啡館磨過咖啡，當然也順便談談戀愛，經曆經曆各色男人。後來我落腳到了北京，應聘在一家報社做記者。
人在江湖飄，哪能不挨刀。吃過幾次虧，碰過幾次壁之後，我才明白，以前在奶奶那裏受的委屈，嚴格來說，都不是委屈。我對她逢事必爭，逢理必爭，從來不曾“受”過，哪裏還談得上委和屈？真正的委屈是笑在臉上哭在心裏的。無處訴，無人訴，不能訴，不敢訴，得生生悶熟在日子裏。
這最初的世事磨練讓我學會了察言觀色，看菜下碟。學會了在第一時間內嗅出那些不喜歡我的人的氣息，然後遠遠地離開他們。如果迫不得已一定要和他們打交道，我就羽毛乍起，如履薄冰。我知道，某種意義上講，他們就是我如影隨形的奶奶。不同的是，他們會比奶奶更嚴厲地教訓我，而且不會給我做飯吃，而在那些喜歡我的人麵前，我在受寵若驚視寵若寶的同時也是小心翼翼的。生怕失去了這些喜歡，生怕失去了這些寵。——在我貌似任性的表征背後，其實一直長著一雙膽怯的眼睛。我怕被這個世界遺棄。多年之後我才悟出：這是奶奶送給我的最初的精神禮物。可以說，那些日子裏，她一直是我的鏡子，有她在對麵照著，才使得我眼明心亮。她一直是我的鞭子，有她在背上抽著，才讓我不敢昏昏欲睡。她讓我知道：這個世界上，總會有人不喜歡你，你會成為別人不愉快的理由。你從來就沒有資本那麼自負，自大，自傲，從而讓我懷著無法言喻的隱忍、謙卑和自省，以最快的速度長大成人。
我開始想念她們。奇怪，對奶奶的想念要勝過媽媽，但因記憶裏全是疤痕的硬，對她的想也不是那種柔軟的想。和朋友們聊起她的時候，我總是不自覺地忿怨著她的封建、自私和狹隘，然後收獲著朋友們的安慰和同情。終於有一次，一位朋友溫和地斥責了我，她說：“親人總是親人。奶奶就是再不喜歡你，也總比擦肩而過的路人對你更有善意。或許她隻是不會表達，那麼你就應該去努力理解她行為背後的意義。比如，她想把你留在身邊，也不僅僅是為了養老，而是看你這麼淘氣，叛逆，留在身邊她才會更安心。再比如，她嫌你命硬，你怎麼知道她在嫌你的時候不是在嫌自己？她自己也命硬啊。所以她對待你的態度就是在對待她自己，對自己當然就是最不客氣了。”
她對待我的態度就是在對她自己？朋友的話讓我一愣。
我打電話的頻率開始密集起來。一天，我剛剛打通電話，就聽見村支書粗糙的罵聲：“他娘的，你媽病啦！住院啦！你別滿世界瘋跑啦！趕快攥著你掙的票子回來吧！”
三天之後，我回到了楊莊。隻看到了奶奶。父親有病時似乎也是這樣：其他人都往醫院跑，隻有她留守在家裏。我是在大門口碰到她的，她拎著垃圾鬥正準備去倒。看見我，她站住了腳。神情是如常的，素淡的，似乎我剛剛下班一樣。她問：“回來了？”
我說：“哦。”
媽媽患的是腦溢血。症狀早就顯現，她因為信奉主的力量而不肯吃藥，終於小疾釀成大患。當她出院的時候，除了能維持基本的吃喝拉撒之外，已經成了一個廢人。
媽媽病情穩定之後，我向報社續了兩個月的假。是，我是看到她和媽媽相依為命的淒涼景象而動了鐵石心腸，不過我也沒有那麼單純和孝順。我有我的隱衷：我剛剛發現自己懷了孕。孩子是我最近一位男友的果實，我從北京回來之前剛剛和他分手。
我悄悄地在鄭州做了手術，回家靜養。因為瞞著她們，也就不好在飲食上有什麼特別的講究和要求。三代三個女人坐在一起，雖然我和她們有十萬八千裏的隔閡，也免不了得說說話。媽媽講她的上帝耶穌基督主，奶奶講村裏的男女莊稼豬雞狗。我呢，隻好把我經曆的世麵擺了出來。我翻閱著影集上的圖片告訴她們：廈門鼓浪嶼，青島嶗山，上海東方明珠，杭州西湖，深圳民俗村和世界之窗……指著自己和民俗村身著盛裝的少數民族演員的合影以及世界之窗的微縮模具，我心虛而無恥地向她們誇耀著我的成就和膽識。她們隻是默默地看著，聽著，沒有發問一句。這在我的意料之中。我知道自己已經大大超越了她們的想象——不，她們早已經不再對我想象。我在她們的眼睛裏，根本就是一個怪物。
講了半天，我發現聽眾隻剩下了奶奶。
“媽呢？”
“睡了。”她說，“她明兒早還要做禮拜。”
“那，咱們也睡吧。”我這才發現自己累極了。
“你喝點兒東西吧。”奶奶說，“我給你衝個雞蛋紅糖水。”
這是坐月子的女人才會吃的食物啊。我看著她。她不看我，隻是顛著小腳朝廚房走去。
報社在河南沒有記者站。續假期滿，我又向報社打了申請，請求報社設立河南記者站，由我擔任駐站記者。在全國人民過分熱情的調侃中，河南這種地方一向都很少有外地人愛來，我知道自己一請一個準兒。果然，申請很快就被批準了，我在鄭州租了房子，開始了新一輪的奔波。每周我都要回去看看媽媽和她。出於慣性，我身邊很快也聚集了一些男人。每當我回老家去，都會有人以去鄉下散心為名陪著我。小汽車是比公共汽車快得多，且有麵子。我任由他們捧場。
對這些男人，媽媽不言語，奶奶卻顯然是不安的。開始她還問這問那，後來看到我每次帶回去的男人都不一樣，她就不再問了。她看我的目光又恢複到了以前的憂心忡忡。其實在她們麵前，我對待那些男人的態度相當謹慎。我把他們安頓在東裏間住，每到子夜十二點之前一定回到西裏間睡覺。奶奶此時往往都沒有睡著。聽著她幾乎靜止的鼻息，我在黑暗中輕輕地脫衣。
“二妞，這樣不好。”一天，她說。
“沒什麼。”我含糊道。
“會吃虧的。”
“我和他們沒什麼。”
“女人，有時候由不得自己。”
似乎有些談心事兒的意思了。難道她有過除祖父之外的男人？我好奇心陡增，又不好問。畢竟，和她之間這樣親密的時機很少。我不適應。她必定也不適應——我聽見她咳嗽了兩聲。我們都睡了。
日子安恬地過了下來。這是我期望已久的日子：有自由，有不菲的薪水，有家鄉的溫暖，有家人的親情，還有戀愛。在外奔波的這幾年裏，我習慣了戀愛。一個人總覺得淒冷，戀愛就是靠在一起取暖。身邊有男人圍著，無論我愛不愛他們，心裏都是踏實的，受用的。雖然知道這踏實是小小的踏實，受用是小小的受用，但，有總比沒有要好。
“沒事不要常回來了。我和你媽都挺好的。不用看。”終於有一天，她說。
“多看看你們還有錯啊。我想回來就回來。”我說。
“要是回來別帶男人，自己回來。”
“為什麼？不過是朋友。”
“就因為是朋友，所以別帶來。要是女婿就盡管帶。”她說，“你不知道村裏人說話多難聽。”
“難聽不聽。幹嘛去聽！”我火了。
“我在這村裏活人活了五六十年，不聽不中。”她說，“你就別丟我的人了！”
“一個女人沒男人喜歡，這才是丟人呢！”
“再喜歡也不是這麼個喜歡法。”她說，“一個接一個換，走馬燈似的。”
“多了還不好？有個挑揀。”
“眼都花了，心都亂了。好什麼好？”
“我們這時候和你們那時候不一樣。你就別管我的事了。”
“有些理，到啥時候都是一樣的。”
“那你說說，該是個什麼喜歡法？”我挑釁。
她沉默。我料定她也隻能沉默。
“你守寡太多年了。”我猶豫片刻，一句話終於破口而出，“男女之間的事情，你早就不懂了。”
靜了片刻，我聽見她輕輕地笑了一聲。
“沒男人，是守寡。”她語調清涼，“有了不能指靠的男人，也是守寡。”
“怎麼寡？”我坐起來。
“心寡。”她說。
我怔住。
8
我和她之間再次陷入了冷戰期。我長時間地呆在鄭州，很久才回去一次。回去的時候，也不再帶男人。我開始正式考慮結婚問題。一考慮這個問題，我就發現奶奶是多麼正確：因為經曆太多，我已經不知道什麼人適合和我結婚。我麵前的男人琳琅滿目，花色齊全，但當我想要去捉住他們時，卻發現哪個都沒有讓我付賬的決心。
我確實是心寡。
其間有個男孩子，各方麵條件都很不錯，要說結婚，似乎也是可以的。但我拒絕了他的求婚，主要原因當然是不夠愛他，次要原因則是不喜歡他的媽媽。那個老太太是一個落魄的高幹遺孀，大手大腳，頤指氣使，驕橫霸道。她經常把退休金花得光光的，然後讓孩子們給她湊錢買漂亮衣服和名貴首飾。她的口頭禪是：“吃好的，買貴的。人就活一輩子，不能委屈自己！”
是，這話沒錯。人能不委屈自己的時候是不該委屈自己。我也是這樣。可我就是不喜歡她這個腔調，就是不喜歡她這個做派，就覺得她不像個老人。一個老人，怎麼能這樣沒有節製呢？怎麼能這麼揮霍無度呢？怎麼能這麼沒有老人的樣子呢？——忽然明白，我心目中的老人標準，就是我生活在豫北鄉下的奶奶。如果她和我的奶奶有那麼些微一樣，我想，我一定會加倍心疼她，寵她，甚至會為此加重和她兒子結婚的砝碼，但她不是我的奶奶。我的奶奶不是這樣。我不能和這樣的老人在一起生活。
常常如此：我莫名其妙地看不慣那些神情自得生活優越的老人，一聽到他們說什麼夕陽紅、黃昏戀、出國遊，上什麼藝術大學，參加什麼合唱團，我心裏就難受。後來，我才明白：我是在嫉妒他們。替奶奶嫉妒他們。
兩年之後，當我再帶男人回去的時候，隻固定帶了一個。後來，我和那個男人結了婚。用奶奶的話，那個男人成了我的女婿。他姓董。
和董認識是在一個飯局上。那個飯局是縣政府為在省城工作的本籍人士舉辦的例行慰問宴。也就是定期和這些人聯絡一下感情，將來有什麼事好讓這些人都出力的意思。所謂“養兵千日，用兵一時”，這飯局就是養兵的草料。那天，我去得最晚。落座時隻剩下了一個位置。右邊是董，左邊是一個女人。互相介紹過之後，我對左邊的女人說：“對不起，我是左撇子，可能會讓你不方便。”對方還沒有反應，董馬上站起來對我說：“我和你換換吧。”
他坐在了我的左邊。吃飯期間聊起家常，他告訴我他大學畢業後工作沒有著落，就留在鄭州做了一家報社的記者。偶爾回縣城看看退休的父母。和我一樣，他也隻是個應聘記者。
“好聽的說法是隨時會跳槽。”他說。
“不好聽的說法是隨時會被炒。”我說。
我們相視而笑。有多少像我們這樣貌似齊整的流浪者啊。沒有錦衣，就自己給自己造一件錦衣。見到生客就披上，見到自己人就揪下。
後來我問董對我初次的印象如何，董說：“長相脾氣都在其次，我就是覺得你特別懂事。”
“懂事？”我吃驚。啞然失笑。第一次聽到有人這麼評價我，“何以見得？”
“我吃過的飯局千千萬，見過的左撇子萬萬千，僅僅為自己是左撇子而向自己左手位道歉的人，你是第一個。”
隻有懂事的人才能看到別人的懂事。活到一定的年紀，懂事就是第一重要的事。天造地設，我和董一拍即合。關係確定之後，我把他帶了回去，向奶奶和母親宣告。奶奶第二天就派大哥去打聽董的家世。聞得清清白白，無可挑剔之後，才明確點了頭，同意我和董結婚。
“這閨女這般好命，算修成正果了。”她說，“真是人憨天照顧。”
媽媽什麼也做不了，奶奶就開始按老規矩為我準備結婚用品：龍鳳呈祥的大紅金絲緞麵被，粉紅色的鴛鴦戲水繡花枕套，雙喜印底的搪瓷臉盆，大紅的皂盒，玫瑰紅的梳子……紡織類的物品一律縫上了紅線，普通生活用品一律係上了紅繩。做這一切的時候，她總是默默的。和別人說起我的婚事時，她也常常笑著，可是那笑容裏隱隱交錯著一種抑製不住的落寞和黯然。
兩親家見麵那天，奶奶作為家長發言，道：“二妞要說也是命苦。爹走得早，娘隻是半個人。我老不中用，也管不出個章程，反正她就是個不成材，啥活計也幹不好，脾氣還傻倔。給了你們就是你們的人，小毛病你們就多擔待，大毛病你們就嚴指教。總之以後就是你們多費心了。”
公公婆婆客氣地笑著，答應著，我再也坐不住，出了門。忍了好久，才沒讓淚滾出來。
婚禮那天清早，我和女伴們在裏間化妝試衣，她和媽媽在外麵接待著絡繹不絕的親友。透過房門的縫隙，我偶爾會看見她們在人群中穿梭著，分散著糖果和瓜子。她們臉上的神情都是平靜的，安寧的，也顯示著喜事應有的笑容。我略略地放了心。
隨著樂曲的響起和鞭炮的驟鳴，迎親的花車到了。按照我們的地方風俗，嫁娘要在堂屋裏一張鋪著紅布的椅子上坐一坐，吃上幾個餃子，才能出門。我坐在那張紅布椅上，端著餃子，一眼便看見奶奶站在人群後麵，她的目光並不看我，可我知道這目光背後還有一雙眼睛，全神貫注地凝聚在我的身上。我把餃子放進口裏，和著淚水咽了下去。有親戚絮絮地叮囑：“別噎著。”
到了辭拜高堂的時候了，親戚們找來她和媽媽，讓她們坐在兩張太師椅上。我和董站在她們麵前。周圍的人都沉默著。——我發現往往都是這樣，在男方家拜高堂時是喧嚷的，熱鬧的，在女方家就會很寂靜，很安寧。而這僅僅是因為，男方是拜，女方是辭拜。
“姑娘長大成人了，走時給老人行個禮吧。”一位親戚說。
我們鞠下躬去。在低頭的一瞬間，我看見她們的腳——尤其是奶奶的腳。她穿著家常的黑布鞋，白襪子，鞋麵上還落了一些瓜子皮的碎末兒。這一刻，她的雙腳似乎在微微地顫抖著，仿佛有一種什麼巨大的東西壓在她的身上，讓她坐也不能坐穩。
我婚後半年，媽媽腦溢血再次病發，離開了人世。
遺像裏的母親怎麼看著都不像母親。這感覺似曾相識——是的，遺像裏的父親曾經也讓我感覺不像是父親，而像我們的長兄。原諒我，對於母親，我也隻覺得她是一個姊妹。我們的長姊。而且因為生了我們，便成了最得寵的姊妹。父親和奶奶始終都是擔待她的。他們對她的擔待就是：家務事和孩子們都不要她管，她隻用管自己這份民辦教師的工作。柴米油鹽，人情世故，母親幾乎統統不懂。看著母親甩手掌櫃做得順，奶奶有時候也會偷偷埋怨：“那麼大的人了！”但是，再有天大的埋怨，她也隻是在家裏背著母親念叨念叨，絕對不會讓家醜外揚。
因為他們的寵，母親單純和清淺的程度幾乎更接近於一個少女，而遠非一個應該曆盡滄桑的婦人。說話辦事毫無城府，直至已經年過半百，依然在不經意間流露出一些濃重的孩子氣。——多年之後，我才明白，自己其實也是有些羨慕她的孩子氣的。這是她多年的幸福生活儲蓄出來的性格利息。
父親像長兄，母親像長姊。這一切，也許都是因為奶奶太像母親了。
母親去世的時候，奶奶哭得很痛。淚很多。我知道，她把對父親的淚也一起哭了出來。——這淚水，過了六年，她才通過逐漸消腫的心，盡情釋放了出來。
“對不起，也許我的命真是太硬了。”辦完喪事之後，我看著父親和母親的遺像，在心裏默默地說，“這輩子家裏如果還有什麼不幸的事，請讓我自己克自己。下輩子如果我們還是一家人，請你們做我的兒女，一起來克我。”
9
母親的喪事之後，報社又進行了機構改革，河南記者站被撤並，我不想服從調配去外省，於是順理成章地失了業，打算分娩之後再找工作——我已經懷孕三個月了。我們都勸奶奶去縣城：大哥二哥和我都在縣城有了家，照顧她會很方便。可她不肯。
“這是我的家。我哪兒都不去。你們忙你們的，不用管我。”她固執極了。
沒辦法，隻有我是閑人一個。於是就回到了老家，陪她。
那是一段靜謐的時光。兩個女人，也隻能靜謐。
正值初夏，院子裏的兩棵棗樹已經開始結豆一般的青棗粒，每天吃過晚飯，我和她就在棗樹下麵閑坐一會兒。或許是母親的病逝拓寬了奶奶對晚輩人死亡的認知經驗，從而讓她進一步由衷地臣服於命運的安排；或許是母親已經去和父親做伴，讓她覺得他們在那個世界都不會太孤單，她的神情漸漸呈現出一種久遠的順從、平和與柔軟，話似乎也比以往多了些。不時的，她會講一些過去的事：“……大躍進的時候，村裏成立了縫紉組。我是組長。沒辦法，非要我當，都說我針線活兒最好，一些難做的活兒就都到了我手裏。一次，有人送來一雙一寸厚的鞋底，想讓縫紉組的人配上幫做成鞋，誰都說那雙鞋做不成，我就接了過來。晚上把鞋捎回了家，坐在小板凳上，把鞋底夾在膝蓋中間，彎著上身，可著力氣用在右手的針錐上，一邊紮一邊擰，紮透一針跟紮透一塊磚一樣。紮透了眼兒，再用戴頂針的中指頂著針冠，穿過錐孔，這邊兒用大拇指和食指尖捏住針頭，把後邊帶著的粗線再一點一點地拽出來……這雙鞋做成之後，成了村裏的鞋王。主家穿了十幾年也沒穿爛。”
“那時候，有人追你麼？”
“我又沒偷東西，追我幹啥。”她很困惑。
我忍不住笑了：“我的意思是，有沒有人想娶你。”
她也笑了。眼睛盯著地。
“有。”她說，眼神渙散開來，“那時候還年輕，也不醜……你爸要是個閨女，我也能再走一家。可他是個小子，是能給李家頂門立戶的人，就走不得了。”這很符合她重男輕女的一貫邏輯——她不能容忍一個男孩到別人屋簷下受委屈。
睡覺之前，她習慣洗腳。她的腳很難看，是纏了一半又放開的腳。大腳趾壓著其他幾個腳趾，像一堆小小的樹根紮聚在一起，然而這樹根又是慘白慘白的，散發著一種莫名其妙的恐怖氣息。
“怎麼纏了一半呢？怕疼了吧？”我好奇，又打趣她，“我一直以為你是個挺能吃苦的人哩。”
“那滋味不是人受的。小腳一雙，眼淚一缸……是四歲那年纏上的。不裹大拇哥，隻把那四個腳趾頭纏好，壓到大拇哥下頭。用白棉布裹緊……為啥用白棉布？白棉布澀啊，不會鬆動。這麼纏上兩三年，再把腳麵壓彎，彎成月亮一樣，再用布密縫……疼呢。肉長在誰身上誰疼唄。白天纏上，到了晚上放放，白天再纏，晚上再放。後來疼得受不了了，就自己放開了，說啥都不再纏。”她羞赧地笑了，“我娘說我要是不纏腳，就不讓我吃飯，我就不吃。後來還是她害怕了，撬開了我的嘴，給我喂飯。我奶奶說我要是不纏腳就不讓我穿鞋。不穿就不穿，我就光著腳站到雪地裏。……到底他們都沒抗過我。不過，”她頓了頓，“我也遭到了報應，嫁到了楊莊。我這樣的腳，城裏是沒人要的，隻能往鄉下嫁，往窮裏嫁。我那姊妹幾個，都比我嫁得好。”
“你後悔了？”
“不後悔。就是這個命。要是再活一遍，也還是纏不成這個腳。”她說。
有時候，她也讓我講講。
“說說外頭的事吧。”
我無語。說什麼呢？我不知道該說什麼。轉了這麼一大圈，又回到這個小村落，我忽然覺得：世界其實不分什麼裏外。外麵的世界就是裏麵的世界，裏麵的世界就是外麵的世界，二者從來就沒有什麼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