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說隱士
最初我對中國古代隱士是沉迷的。當我讀到嚴子陵麵對翠翠江水，坐於釣台之上，倚鬆烹茶，對月飲酒；當我讀到陶淵明頭戴蘭巾，手拄竹杖，采菊東籬，仰觀南山；當我讀到伊水之濱，七位賢士相約，相與友善，遊於竹林；當我讀到四十一位文人齊聚蘭亭，流觴曲水，臨流賦詩，我真是喜愛之極，向往之極。那時候，在身心皆疲之時，我也曾幻想，我若是其中的一位，那該多麼飄然和愜意。這隻是我最初的想法。在我深入追蹤古代隱士多年之後，我才發現，完全錯了，我過去看到的古代隱士太線條了，一味地往好處想了。 中國古代是個極力崇尚建功立業的社會，非常看重“學成文武藝，貨於帝王家”。一個古代的知識分子，能夠考取功名，攀龍附鳳，效力廟堂，是絕大多數士子深深向往，並願意終身拚搏的。有了功名能怎樣？當上了官又能怎樣？往大講，可以報效國家，服務民族；往小講，可以大展抱負，光宗耀祖，即使退一萬步，當官最起碼可以衣食無憂，油水足足。當官大有好處。然而，中國古代為什麼會出現那麼多的隱士，為什麼會出現人人都知道大有便宜可占的事情，卻偏偏有人不樂意占，偏偏離仕遁世，拒絕皇袖召引，願意退避山林，隱逸江湖？ 一個個好端端的，最初都希望學有所用的知識分子，怎麼就會轉變成一個個僦居柴桑，嘯傲叢林的隱士呢？我細心探究後，概括起來有三個原因：一是他們所接受的教育；二是當時所處的社會環境；三是他們個人的性格和心理。 中國古代對自然科學的學習很有限，絕大多數的文人，把一生的精力都放在人文學科上，他們從啟蒙始至長大成人，接受的教育主要有兩大宗派，即儒家和道家。儒家的精神是歡樂、和諧、包容、入仕，效忠皇家，經營社稷。道家的精髓是尊重生命，遵循自然，講究修心，提倡無為而為。學成儒家可以掌握治國平天下的本領，學成道家可以用道術關心生命，洞察幽微的心靈，從而使心靈保持在平衡的狀態。一個人如果在這兩大門派上學有建樹的話，那麼，這個人會比較利害，在政治上進可攻，退可守，可以做到如古訓所言：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所以，凡古代隱士者，都是這兩大門派學有所成者。如莊子，他本身就是道家學說的重要人物。如《世說新語》中提到的東晉高僧於開法，他是精於“佛”和“道”的高士，隱居寺廟靜心研究醫術，他的醫術遠近聞名，去除四邊百姓苦疾,他隱居是為了實現醫術救人,宗教救心。謝靈運不是隱士，雖然謝也喜歡戴曲柄鬥笠，寫恬靜優美的山水詩。但謝缺少道家的思想基礎，始終沒有忘記自己是個大地主的身份，他為擴大自己的莊園，屢次侵占山澤和百姓耕地，與太守孟某鬧僵後，竟敢提出顛覆朝廷的口號，最終被斬廣州。 第二個原因，是當時的社會環境。中國古代史，其實往深裏講，是一部部多災多難史，一部部“家”史。多災多難指戰爭頻繁，民難安生，唯有山林江湖可逃殺戮,“遁”和“避”是必然的事情。而“家”天下的害處，是專製殘暴，“裙帶”複雜如碩網，容易產生一大群一大群的拍馬鑽營“奸豎”，容易滋生一大塊一大塊的腐敗。雖然，皇帝也開設科場，提攜新人，獎掖優秀。但是，你若是外人，即使你再優秀，恐怕也難進入政治核心，坐上重要位置。你隻能永遠是皇家的“滅火器”，皇家的“救衛隊”.如果一個文人能進入“滅火器”，進入“救衛隊”，也算是這個人的幸運了，可絕大部的人一生都難成這兩支隊伍中的一員，怎麼辦呢？沒有辦法，你即便有再大的學問，也隻能在各級衙門內，做做雜事，人浮於事，畢恭畢敬地聽從皇家的擺布。有人不願意受這份罪，有人不願意就這麼熬日月，誰？晚唐有個叫司空圖的人，他的隱居就是因為當時有黃巢亂唐，加上自己不滿足整日碌碌無為，主動懸車告老，卻掃閉門，隱居中條山王官穀的莊園裏，舉筆緣興，潛心研究，完成了文藝理論兼評論《詩品》二十四則。我們現在評論誰的作品屬於雄渾、豪放，誰的作品屬於婉約、清麗，最早的起源，就是從他那裏來。他名氣雖不是很大，但他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卻是重要的文藝理論家、詩評家。 決定一個人當隱士的第三原因，就是個人的性格和心理。文人絕大部分都有點怪。這怪，有時候是褒，有時候是貶，要看什麼人說，在什麼場合說，因人而異，因地而異。文人之所以會怪，是因為有特立獨行的言行，卓爾不群的思想。與一般人有不同的想法，才會產生與一般人不同的行為。這類人，一般來說在世俗生活中不會裝糊塗、耍滑頭，不會見人說人話，見鬼講鬼語，不太容易受世俗的控製，不願屈心抑誌。像唐朝大詩人王維，他沒有什麼更複雜的原因，做官做得好好的，突然覺得自己的學識和性格不適合在官場久留，便隱居輞川別墅，效仿陶淵明，寄情田園山水，終老山林。王維的這種做法己經很有個性了，但唐代的詩僧寒山更加與眾不同。他隱居浙江天台的寒山岩，自號寒山子。他不願住進寺廟，拒絕受人供養，他愛在自然界中體悟佛法，他就像星星、月亮。他說，星星不會受凡界影響，月亮永遠不會腐敗。他常常戴一頂樺樹皮做的帽子，腳上一雙木屐，穿一件衣不遮體的破衫，行為怪僻，在山林溝壑之間四處漫遊，來無影，去無蹤。他是真正的隱士，拿現在話說，他在用他的行為藝術，向世人證明，自己的心是“佛心”，“自然心”，從而反證世人的心是“名利心”，“煩惱心”，是虛幻世界裏的浪子。 中國古代曆史，幾乎在每一個朝代，都有大隱、中隱、小隱之士，雖然他們所處的時代不同，離仕遁世的源由不同，但他們的生活方式和思想境界還是大約相同。在中國古代史上隱士再多，若要分類，三類即可。一類是終身不仕，一類是先仕後隱，一類是半仕半隱。 終身不仕者，最著名屬莊子。其實，莊子也當過小吏，在安徽蒙城管理過漆園，這個身份算不算幹部編製,當時的組織部門並沒有明確的說法。莊子“處窮閻軛巷，因窘織屨，槁項黃馘”。也就是說，莊子曾靠打草鞋為生，困難時向監河侯借過米，但被拒絕。楚威王還是喜歡莊子的，派人送來厚禮，並想聘他相國。莊子對使者說：黃金和卿相都是好東西啊，你見過養了多年被拉去祭祀的豬和牛嗎？人也一樣，一旦牽入宗廟作犧牲品，以後再想成為活豬活牛，哪怕是最弱小的都不可能了，你走吧。 莊子對入仕根本不感興趣，他感興趣的，是扶搖直上九萬裏的大鵬，是結繩葫蘆在江海中暢遊的隱者；是將自己變成蝴蝶,不知物我的莊周,是飲甘露，吸晨風，不食五穀的真人。他追求的是人應該不為物、我所役，生動活潑地活在世上，充分感受天地之心、之道。像莊子這樣的人物，各個朝代都有一些，堯時有巢父、許由，夏有務光，漢有嚴子陵，魏有蘇門先生孫登，唐有“傲大君者”盧鴻，宋有“梅妻鶴子”的林逋…… 這些人都有精彩的隱逸故事。比如巢父、許由，傳說堯任命許由為九州長，許由便跑到河邊去洗耳朵，有人問他：幹嗎洗耳朵？回答：堯的話玷汙了我的耳朵。後來，巢父牽牛到河邊，聽說此事，為怕洗耳水汙了牛嘴，便帶著牛去了上遊。 終身不仕者像莊子、巢父、許由這類人還是少數，絕大多數人還是想當官的，隻不過機會不好，或屢試不第。五十一歲時和邊塞詩人王昌齡喝酒食鮮病發而亡的孟浩然，他並不想真正隱居，心裏還是想騰達理想的，隻不過他的心是“詩心”，不適合科試。 先仕後隱者，像東晉陶淵明、明朝袁宏道都是這方麵的代表。前文說了，當官是有好處的，好端端地當你的幹部，能簽字又能公款消費不是挺好嘛，幹嗎非要視烏紗如桎梏，棄印綬如敝屣？陶淵明是厭惡當時濁亂的政治環境，袁宏道是深深感歎官場“苦哉，毒哉”。他倆都是因為在官場吃了苦頭而豁然醒悟。“陶縣長”說：沒有‘五鬥米’，日子是苦了點，但我掙脫了‘樊籠’，把自由留了自己。“袁縣長”說：拜迎上級，我像個奴才，接待各路過往大人，我又像個妓女。對上要笑臉相迎，對下又要看人對湯。看管錢糧，自己像個老看守一樣細心周到，宣傳政策，自己又像老保姆一樣苦口婆心，喋喋不休。做官真叫我做得喪盡人格，苦哉，毒哉。 老陶和老袁就這樣炒了皇上的魷魚,和當時的“上層建築”，揮揮手，“沙揚娜拉”了。做隱士類似他倆的還有石濤、八大山人、黃宗羲等等，都是因為和統治階級有不可調和的矛盾。當真古代社會的政治製度都這麼險惡嗎？那也不是，所以，在整個中國古代史上，像陶、袁這種類型的人畢竟不是很多。像範蠡隱居太湖，是為享受清閑，像賀知章隱居稽鏡湖，是“鬢毛衰”，八十多了，還能幹什麼。 半仕半隱者，比例相對更大些。這類人心態比較平和，入仕努力做官，出仕坦然對待，不浪費光陰，潛心學術，修身養性。漢代司馬相如早年在漢景帝時，就做過武騎常侍，後因病免官，官不當了，他便靜心讀書，客遊各地，使自己的學問大長，寫了著名的文辭宏麗的《子虛賦》。司馬相如那會兒非常出名，尤其在漢廷後宮有很多“粉絲”。曾經的文學青年,也寫過“秋風起兮白雲起”的漢武帝對司馬相如也十分欣賞，司馬相如再度出仕，是因一次巧合：司馬相如有一個同鄉，叫楊得意，漢武帝的“狗監”。有一次，漢武帝在讀了《子虛賦》後，十分喜歡，以為是古人之作。楊得意這時恰好陪侍，進言：我的同鄉司馬相說這是他寫的。於是，武帝立即召見，後任孝文園令。據說，司馬相如死後，漢武帝曾派人去找他的遺作，並叮囑不能讓他把文賦帶進棺材。 還有一個例子，唐代大曆十才子之一的韓翃，韓考取進士之後，一直沒有任命，在家隱閑十年。他有一首《寒食》在長安人人皆知：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禦柳斜。日暮漢宮傳蠟燭，輕煙散入五侯家。唐德宗李適聽說後，便要聘他為機要的秘書。聘書上寫著韓翃的名字，傳令官犯難了，因為當時朝廷中還有一個人叫韓翃，不知該給誰。鬥膽問：聖上召的是哪一個韓翃？這時，唐德宗才不耐煩地說：就是那個寫‘春城無處不飛花’的小子。我估計，唐德宗當時可能還會開玩笑：靠，你這廝連這都搞不清，傻貓！ 可見聘請名人當官，古代就非常流行。 應該說，半隱半仕是絕大多數文人都能接受的，它與前兩種隱士相比，更顯得積極一些，不走極端。如果用現代人的道德標準來評判，這類人對待出仕入仕比較睿智，有機遇仰觀山，沒機會就俯聽泉，沒有必要整天累兮兮地去跑官，更沒必要自己主動“拔毛”上貢。 中國古代隱士，是中國古代社會的特殊產物，每一個朝代中每一位隱士的產生，都有其非常複雜的社會原因和個人原因。隱士，作為貫穿中國古代史的一個名詞，非常值得研究和探討，分析和研究古代隱士，可以幫助我們看清古代曆史，看清古代知識分子的生活方式和價值取向。必須承認，絕大部分的古代隱士，都是古代優秀的知識分子，雖然從表麵上看他們的生命樂章，可能不如曆代名臣瀏亮，但是，這並不影響他們成為中國古代人類文明建設的支柱。他們的思想和藝術作品不僅名冠當朝，而且深深地影響著後世，讓一代又一代人享受，啟迪著一代又一代人。讀書的境界有三種，下等求富貴，中等求功名，上等求道德。也許，他們的確達到了求道德的境界，他們才竭力向往恢複自由之身，享受獨立人格。所以，富貴和功名對他們來說無所謂了。如果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哪個朝代的隱士越多，也就說明那個朝代肯定不怎麼樣。沒有一個人，是因為當了隱士真正閑著的。隱士已經走遠了，在我們現代這個社會，你即使站在摩天大樓之巔，你即使坐上幻影飛機，也無法眺望和追蹤他們的背影。雖然現代也有向往山林的讀書人，也有到山林暫住的讀書人，但若要長久地隱居，是不可能的，也沒有人願意。隱士不再屬於我們這個時代，這是否說明我們這個社會非常優秀呢？回答肯定，我們現在所有的人能生活在這個時代，是一種幸運。不過，我們這個社會也並非一點瑕疵都沒有。 我們現代這個社會，是人人都有機會的時代，是追求價值最大化的時代，隻要你有本領、智慧，你盡可以在你的疆界裏大顯身手，縱橫馳騁。這當然是極大的好事，這樣，至少可以使社會充滿活力，進步更快。但是，如果一個社會人人都在爭搏，人人都非常現實，到處都是“鋼對鋼”競爭，那麼，這個社會恐怕也太急功近利了。如果一個社會在大力發展物質文明的同時，也極度重視對人類精神領域的開發，重視優秀文化藝術對人類的作用，可能留下的後患就會小些。 古代隱士的生活方式，現代社會的確不需要了，但他們的部分思想還是有借鑒意義，比如他們的傲骨，他們的潔身自好，他們的道德品質以及堅定的操守。我們每一個人，在一心奮力向前衝的同時，思想也應該再哲學一點，思路再寬一些，不是有一句話嗎：退一步，海闊天空。退一步，是為了更好地整理思想，更好地提升雄心，更好地前進。
東坡與茶
神宗賜茶蘇東坡第一次到杭州，任通判，相當於副市長。一天，一位中使從宋都開封而來，見到蘇東坡，儀拜之後，便悄悄對蘇東坡說，我這次出京時向皇上辭行，皇上說，辭了娘娘再來。中使說：我辭了太後，再來到皇上那裏，皇上把我拉到一個大櫃子旁邊，然後打開櫃門，給我一包東西，對我講，這個賞給蘇軾，不能讓別人知道。於是，中使把小包給蘇東坡，小包黃綢包著，上麵的題封都是禦筆親題。中使說，皇上知你在外辛勞，又知你愛喝茶，皇上想你呢！蘇東坡接過中使遞過的小包，三拜九叩，打開一看，是一包茶葉，有一斤重。頓時，蘇東坡百感交集，兩眼濕潤。稍後，蘇東坡提筆，寫了一封信，交於中使向皇上謝恩。飲茶題詩蘇東坡在杭州，一日以病告假，泛舟獨遊西湖。白天訪了上淨寺、惠昭寺、小昭慶寺。黃昏時分，又去了孤山，拜訪惠勤禪師。惠勤禪師當時在智果寺，寺旁有兩個石製金剛拱手而站，寺內神像高大，頭部快碰到屋頂。智果寺院內的石縫中有泉水流出，味道甘冷，適合泡茶。惠勤禪師知蘇東坡駑臨，備下茶注、茶銚、茶甌，汲取泉水放在火上烹煮黃檗茶，直至泉水翻起蟹眼。惠勤禪師將一盞釅茶遞過，蘇東坡一飲，頓感十分香美。那日，蘇東坡一興奮，想起了唐朝詩人廬仝“七碗茶”之說，蘇東坡便追逐廬仝一連喝了七碗，飲後神清目爽。“七碗茶”之說——一碗滋潤喉嚨；兩碗消除孤寂；三碗能夠激發人的靈感；四碗能夠讓人發一點汗，生平所有不平之事都從汗水裏流走；五碗使人筋骨清爽；六碗可直通仙境；七碗腋下生習習清風，再不能喝了。那日晚上，蘇東坡雅興大發，握管題壁：示病維摩原不病，在家靈運已忘家。何必魏帝一丸藥，且飲廬仝七碗茶。昔日魏文帝曾有詩——與我一丸朗，光耀有五色，服之四五日，身體生羽翼。蘇東坡認為廬仝的“七碗茶”更神於“一丸藥”。人多喝茶，勝過吃藥。茶叫屈宋廖正，字明略，又號竹林居士，北宋學士，詩人。宋廖正一直對蘇東坡敬佩，因蘇東坡長期做地方官或被貶一直不能相見，晚年才第一次走進蘇府，蘇東坡對宋廖正的到來感到非常驚奇。宋廖正來訪，蘇東坡拿出“密雲龍”招待，“密雲龍”是當時的極品茶，蘇東坡一般不請人喝，隻有蘇門四學士齊到才拿出來。蘇東坡煮上“密雲龍”，家裏的人都以為是“四學士”來了，伸頭一看，才知是陌生人宋廖正，可見蘇東坡對宋廖正重視。以後，宋廖正常來。一日，蘇東坡請宋廖正吃飯，也邀請了黃庭堅、秦少遊、晁補之、張文潛。飯畢，蘇東坡又請客人吃骨頭血羹，用現代話說就是骨汁濃湯。吃羹在北宋相當普及，北宋人也特別好羹，酒席上決不可少。像林衝請魯智深吃飯，像李師師宴陪燕青，燈下看燕青紋身，桌上都有羹。汪曾祺有一篇散文《宋朝人的吃喝》，也認為羹是當時的流行菜，必上菜。酒足、飯飽、羹盡，有人提意要喝茶，而且指定要“密雲龍”，蘇東坡無奈，隻好拿出，讓侍妾朝雲碾細，烹煮。此時，幾個人皆紅著臉膛，見上來香茶，個個不計禮數，一飲而盡。蘇東坡見狀，歎曰：這種亮杯底的喝法，真是太絕心意了，倘若茶君能說話，必定叫屈！當晚，文友嘉會，眾人皆開懷，壯思飛，留下詩文。月兔茶北宋文壇，與茶結緣者不可悉數，然沒有一位像蘇東坡那樣於品茶、烹茶、種茶均在行，對茶史、茶功有研究，又能寫出絕佳茶詩的人物。蘇東坡在許多地方都寫茶，在杭州寫過“白雲茶”，在紹興寫過“雪芽茶”，在江西寫過“雙井茶”，在湖北寫過“桃花茶”，三十八歲那年，蘇東坡又寫一首《月兔茶》，這種茶現在在四川彭水一帶有名。《月兔茶》：環非環，玦非玦，中有迷離玉兔兒，一似佳人裙上月。月圓還缺缺還圓，此月一缺圓何年？君不見，鬥茶公子不忍鬥小團，上有雙銜綬帶雙飛鸞。這首詩是送給朝雲的，朝雲先是獻茶女妓，後為蘇東坡侍妾。蘇東坡寫這首詩，整個北宋還沒有這種茶，為什麼要用“月兔”？是因為朝雲生於嘉佑八年，是“小兔子”。蘇東坡曾寫過“從來佳茗似佳人”，所以用想像中的“月兔茶”比喻朝雲，可見蘇東坡對朝雲多麼喜歡。環是圓的，玦是半圓，意思是茶餅是圓的，掰掉一半煮茶，茶餅就成了半圓，像玦。中有迷離玉兔兒，一似佳人裙上月，蘇東坡是說，他看著既擅琵琶又精茶藝的朝雲在為他煮茶，他就想起了月宮中的嫦娥。於是，蘇東坡觸景生情，發出心聲——月圓還缺缺還圓，此月一缺圓何年？鬥茶公子，是指蘇東坡自己。不忍鬥小團，是因為小團的茶包上繡著“雙飛鸞”。最後一句，也隱約說出當時朝雲仍在青樓，是掛牌兒的茶妓。《月兔茶》是蘇東坡的傳世之作，也是蘇東坡唯一一首以茶比人送給情人的詩。後來，朝雲到了蘇家，一輩子沒有負他，跟他流放廣東、海南，伴他後半生。
說俠
讀《史記》我愛將目光停留在那些遊俠身上，《高祖本記》《項羽本記》雖寫得精湛傳神，可我總覺得太到位了，不像遊俠有種神秘感，離我的心靈也比較近。少年時代，我的思想中長期供養著豫讓、聶政和荊軻，他們的情深義重，他們的俠肝義膽，始終是我仰視的峰巒。那時候，我常常胸揣一個“義”字，站在曠野裏背誦——縱死俠骨香，不慚世上英。那時候，我常常手握一根樹枝，總是充滿豪氣地在田野上寫下——長揖蒙垂國士恩，壯心剖出酬知己。 少年時代是人生之“氣”最鼎盛的年代，那時我也一樣愛擺弄拳棒，愛舞長纓七星劍，愛讀豎排字的兵法。少年時代我最佩服的，是那個“不許人間有大蟲”的武二郞，是那個風流倜儻英俊多藝的燕青燕小乙。少年本是俠，豪氣遮雲天。少年人狂一點，並非是壞事，有時候“狂”也是一種誌向，一種裹著俠風俠氣的誌向。那時候我總會杞人憂天地琢磨，古時的俠還缺什麼？還有什麼需要補充？我想，俠不缺烈焰，缺水。像老子說的那樣“上善若水”的水。水，指是有道德的人應該有水的柔性，並像水那樣持之以恒，滴水穿石。如果還需要完善的話，那就是去掉一些野性。 李白最推崇俠義之士，他的詩中到處都有豪氣和俠味，他仗劍出蜀，所經之處都留下了行俠仗義的足跡。他在自己的《俠客行》中更是淋漓盡致地體現了自己俠客思想，將俠客的行為升到了一個浪漫的高度：銀鞍照白馬，瘋遝如流星。十步殺一人，千裏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他的“十步殺一人，千裏不留行”，不是讚賞殺人者，而強調該殺的非殺不可，以至於千裏之內沒有人會阻擋殺了強徒的大俠。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更是將大俠的形象瀟灑起來，有點類似今天做了好事不留名的意思。 中國人自古對俠義之士，對忠義之舉，有著獨特的情結和特殊的感情。蒙童時，稚子會手持竹劍高喊：我是大俠！少年時，十四五歲孩子會自練拳腳，崇拜那些伸張正義的好漢。青年時，錚錚小夥會用自己的鐵骨自覺地擔起國家的興亡。在中國可以說俠的理念幾乎貫穿終生，即使是白發蒼蒼的老漢、拄著拐根蹣跚而行的老媼，麵對邪惡時，毅然會義正嚴詞，臨危不懼。 人活一世，如果身上沒一點俠風俠氣，就會缺少一些膽識和勇氣，思想中會缺少銳力，血液中會缺少溫度，人格上會缺少鈣質。陳勝吳廣的俠，體現在大雨中揭竿而起；黃巢的俠，實現在“衝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是黃金甲”的詩句裏。而辛棄疾的俠，是手提利劍獨闖敵營，是號角一響夢回軍營，而陸遊陸放翁的俠不僅是言表，更是行動，是擁馬橫戈上馬擊賊，是赴敵如饑渴，是慷慨欲忘身。唐詩中就有這樣的詩句——拔劍繞殘樽，歌終便出門。西風滿天雪，何處報人恩。勇死尋常事，輕讎不足論。這“報人恩”從傳統意義上講，是知恩圖報，受人點水之恩還以湧泉。從今天現實意義講，是懷一顆感恩的心，去回饋養育我們的土地和民族。士為知己者死，不惜其軀，不吝其命，其實這知己，也是廣義的，可以指一個人，也可以指某個團體，乃至一個國家，甚至可以指一個民族臨危時群體操戈而起。荊軻別易水，赤心用盡為知己，豫讓殺趙襄子，三刺不成而自盡，這兩位忠義之士僅僅是傳統意義上的俠士。而抗日英雄趙登禹將軍，他作為馮玉祥麾下的一名悍將，在缺彈少槍的情況下，衝出戰壕，赤膊上陣。他說那插地泥土中的大刀就是他的墓碑，他和同樣赤裸上身的壯士一起，用飛舞的雪花一般的大刀，去凍僵鬼子的肆虐，去找回中華民族的尊嚴和中國人的氣節。趙登禹將軍是俠氣貫胸的大俠般的民族英雄，是民族受難時拔地而起的劃破冬夜的驚雷，是當代的又一曲“風瀟瀟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複還”。 《辭海》中說：俠是護弱抑強，見義勇為的人；是剛強不屈，勇武豪邁的人，的確是這樣，俠的品質是縱穿華夏曆史的，是幾千年來一脈一脈薪火相傳的，是在中國人的血液裏生根發芽的。當然，今天的大俠的形象，不再是玄衣白巾刀光劍影的壯士，不再是“相逢一笑埋姓名”的好漢，而是在千千萬萬踐行正義公平之士的行為中，幼童溺水，那跳入漩渦中的大學生便是俠；路遇搶劫，那舍身追凶的行人便是俠。把學生護在胸前，把死亡扛在肩上的老師是俠，把危險留給自己，把安全讓給他人的維吾爾族大媽更是俠。敢於與凶險與罪惡搏鬥的是俠，而那些在網絡上公布貪官嘴臉，揭發違法行為的也同樣是俠，是我們這個時代特有的“暗俠”。俠有俠心，心亦可大可小，小到捐一塊錢，一滴血，大到救民族於危難，讓人民脫離苦海。汶川罹難，全世界華人都伸出了俠義之手，獻出豪俠之情，動天之情，震地之舉，昭昭日月煌煌天地都為之動容動情。 司馬遷說：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己諾必誠。這是太史公為俠總結的品質。做人也應該這樣，應該重承諾，守信譽。孟子說：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這是孟子為大丈夫定的標準，這標準從某種意義上講，也符合俠的本色。今天的俠也許不需要多強的武功，但絕對需要有抑暴助弱的俠氣，有不容罪惡的火氣，有追求真理的正氣。有這三氣，人人皆可為俠。正義立天地，浩氣貫長空，如果人世間多一些入世的參與意識和舍生忘死的義舉，那麼我們的現實生活肯定就會少一些慣作看客的冷漠，少一些罪孽和糜爛。
題都城南莊
崔護活著的時候，並不是一個有名的詩人，作品的數量也不多。他的不被人看重，可以通過一個事例說明，即曆史上沒有人知道他是何年生人，何年故去。崔護依據唐朝“吏冊”，拿今天的話說“幹部檔案”介紹，他公元792年進士，最高的職務做到嶺南節度使，依靠這些簡單的材料，後人推測，他大概和元稹、白居易同時代。崔護之所以到今天仍能被人記得，主要靠他那首自己愛情經曆的詩篇——《題都城南莊》。 崔護，字殷功，博陵人,現在河北定州。崔護人非常聰明，長得也比較帥氣，隻是性格有點孤僻，平常不太與人往來。他在貞元十二年第下進士後，便居住在唐都城長安。應該是第二年的清明節，他獨自到城南踏青。那天，他喝了不少酒，走到一戶人家門前。這戶人家大約有一畝地大小，有籬牆，有院門，院內花木叢萃，桃花盛開。崔護酒高口渴了，叩門討水，過了一會兒，才有一位女子自門隙窺之。接著，那女子向崔護道了“勝常”。“勝常”，是唐人見麵時問安的話，猶如現在人見麵問好。崔護報了姓名，又說明了叩門的原因。那女子讓崔護進門，引入室內，坐在床沿，而她卻站在門外，斜靠彎彎的桃樹。 一碗茶水下肚，崔護抬頭看那女子，這時，崔護才發現，那女子長得水靈漂亮。那天，可能陽光也非常好，那女子靜靜地站在陽光中，站在盛開的桃花叢中，真是美極了。就在這一瞬，崔護萌生了愛意，並用語言挑逗。但那女子沒有對答，隻是羞怯注視著崔護。良久，崔護告辭，那女子便把崔護送出門。崔護在回去的路上，百感交集，一直想著那個給他留下深深印象,使他產生愛意的女子。第二年清明，桃開盛開，崔護猛然想起了去年的豔遇，越想越難以抑製，就沿著去年的行徑尋訪而來。籬牆還是那道院牆，院門還是那扇院門，隻是院內空空，沒有見到那個女子。崔護可能等了很長時間，覺得太絕心意了，就在大門左扉上寫下：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麵桃花相映紅。人麵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許多鑒賞作品在介紹這首詩時，把這個故事寫到這裏就結束了，這個故事確實也是崔護這首詩創作背景。這首詩雖然明快真摯，但要憑心而論的話，並不算首好詩，唐詩中像這樣等級的作品太多了。崔護如果僅憑這首詩，我想，他這個人還不足以能“活”到今天，還不足以那麼膾炙人口。為什麼崔護這個人，這首詩能有如些長久的生命呢？因為故事沒完，還有下文。 崔護那天沒見上那女子,仍惦念不忘，隔了十餘天，又去她家。剛到門口，聽見院裏有一老父哭聲，崔護打門，那位老父出門問：你叫崔護嗎？答：是啊。那老父大哭：是你殺了我的女兒。崔護一聽，頓時懵了，腦子一片空白，不知如何應答。 那老父接著哭述：我的女兒是個讀過詩書的人，之所以沒有說人，是因為沒有合適的。自從你去年來了以後，她就跟丟了魂似的，常常恍惚若有所失。前幾天，她出門，回來看見門扉上的詩，讀完之後就生病了，絕食幾天死了。我的女兒一直認為可能這輩子再也見不到你了，她認為你是君子。老父一邊說著，一邊拉著崔護的手痛哭流涕。崔護這時也被感動了，眼眶裏淚水盈盈。 崔護走進房內，望著那女子平靜地躺在床上，便不能自己地把頭貼在她的大腿上慟哭。崔護喊著：我就在你麵前，我就在你麵前啊。喊著喊著，那女子突然睜開雙眼，複活了。老父大喜，把女兒給了崔護。 這個故事的後半部分非常有戲劇性，有點像小說是嗎？其實，它就是一篇小說。這後半部分，就是根據崔護題詩的經過，四十年後由一個叫孟棨的唐人續寫的。這篇小說使崔護這個形象更加豐滿，使崔護這個故事更加完整。當時，這篇小說引起了很大反響，上至達官貴人，中至文人雅士，下到庶人百姓都十分喜歡。正因為有了這篇小說，更多的人開始去閱讀這首詩，去了解崔護這個人。崔護在這個時候有點紅了，但仍然沒有人知道他在哪裏，是否已經故去。可能那個年代不像現在喜歡追蹤和炒作名人的私事。整個大唐雖說是詩人輩出的時代，但是真正編一本“唐詩選”，卻是後來的事情。第一本比較全麵比較權威的“唐詩選”叫《又玄集》，是韋莊編的，大約在崔護題詩的六七十年以後，也就是說如果沒有孟棨的這篇小說，崔護的這首題詩恐怕早就被曆史湮沒了。 既然提到韋莊，我想就順便說說韋莊不為人知的一麵。韋莊是個日子過得相當精細，生活異常節儉的人，他的精細和節儉從古至今都是可以當“典範”的，比如他冬天取暖每天用的炭都要用稱來稱，就怕超量；比如他每次燒飯都要數米下鍋，我說這些並不是要揭這位晚唐重要詩人詞人的短，而是想說明古時候的文人，他們的性格和行為，並非像他們的詩文一樣優美、完美。當然，韋莊的這些生活細節，並不影響他成為大詩人大詞人，並不影響他編書，出書。 到了北宋，歐陽修在《醉翁談錄》中又重新修編了這個故事，把他歸入了傳奇類，定題《崔護覓水》。歐陽修的這篇傳奇，在當時很多人都愛讀，很多年青人都對這個故事充滿向往。再往下，元朝就更誇張了，元曲家把崔護搬上了舞台，名《崔護覓水逢女子》，並給那個女子起了姓名，叫謝菊英，說她那天給她母親上墳去了。明清時這出戲在民間從來沒有斷過，直至現代崔護這個形象仍然在舞台上出現，評劇和河北梆子都有全本《人麵桃花》，尤其是河北梆子，更是將這檔戲定為傳統經典節目。為什麼？因為崔護是河北定州人，定州一帶的人非常愛聽“梆子”，更愛這個有生動美麗愛情故事的老鄉。 這篇隨筆寫到這裏，大家應該明白了崔護這首詩為何能不朽，能流傳至今的原因。應該說崔護是幸運的，因為他的故事和詩篇，一直在被後人不斷地演繹，不斷地光大，這要歸功於文學藝術的魅力，歸功文學藝術家的本領。文學藝術家的本領有多大呢？這個問題非常難回答，有一位作家曾經說過，這取決於一個人的心，心有多大，藝術家的氣魄就有多大。這話說得有點懸，但仔細想想有些道理 ，因為心決定意識，意識決定形態，心大則形態大，心小則反之。不是嗎？《三國誌·諸葛亮傳》中僅僅六個字的“凡三往，乃見”，竟被後來的文學家羅貫中，演繹成洋洋灑灑，人人皆知的“三顧茅廬”。文學藝術好啊，它能讓閱讀者和欣賞者找到自己情感的歸縮，找到思想共鳴；它能讓停留在曆史深處的人物和事件鮮活，永恒。
變味的李白詩
友人去英國，在舊貨市場買了一本英譯本的李白詩選，友人歸國後，把部分英文的白詩又翻譯成中文，友人拿給我看，我閱後咯咯直笑，其中的樂趣，令我噴飯。 李白是中國的詩仙，是詩人之神，李白以樂府和古風見長，以氣象和狂想絕勝，李白是空前絕後的，是造化的產物，是神遊八極的“謫仙人”。李白的詩作是“盛唐之音”的頂峰，彙自然美、青春美和天才美一體。他的詩狂放、雄麗、大氣，超凡絕倫，不要說外國人，就是有一定學識的中國人，也難體悟其中的高深精妙，其中的悠遠況味。 英譯本的李白詩選，是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出版物，書稍稍泛黃，散著淡淡的黴味。這本書有三個部分組成，第一李白的簡評，第二李白的詩作，第三李白一生去了哪些城市，寫了哪些詩篇，並對李白去過的城市簡單地介紹。我覺得第三部分比較有意思，可以看出譯者對中國，對李白有一定研究。不過，從今天的角度看，第三部分更適合一個外國人到中國來旅遊。由這第三部分我也聯想到一個問題，“老牌帝國主義”的書商，真的善經營，很會做買賣，即使在那個年代，即使是在編李白詩選，也不忘在文化之外，為書增添一些商機。 友人把詩選的目錄譯給我看，有李白一百八十六詩，幾乎包羅了李白的代表作，從最初的《淥水曲》，到最後的“大鵬飛兮振八裔，中天摧兮不濟力”的《臨路歌》都變成了英文，但詩選中有些詩作譯者並不知道是偽作，是有人強行塞給李白的。關於有人假冒李白詩作的事，早在唐代就已經眾人所知。唐人偽造，五代人偽造，宋人偽造，幾乎每個朝代都有人假冒李白的詩，開句玩笑，李白是中國古代遭到侵權和盜版的主要對象，也是最大的受害人，如果李白還活著的話，肯定左手拎著酒瓶，右手拿著一大堆複印件，整天往律所跑。蘇東坡就曾說過，《草書行歌》《笑歌行》《姑蘇十詠》是假的；黃庭堅也說過《長幹行》第二首也是假的，這本英譯李白詩選其中就有《長幹行》第二首。《長幹行》第二首如下： 憶妾深閨裏，煙塵不相識。嫁與長幹人，沙頭倏風急。五月南風興，思君下巴陵。八月西風起，想君發揚子。去來悲如何，見少別離多。湘潭幾日到，妾夢越風波。昨夜狂風度，吹折江頭樹。淼淼暗無邊，行人在何處？好乘浮去駾，佳期蘭渚東。鴛鴦綠蒲上，翡翠錦屏中。自憐十五餘，顏色桃花紅。那作商人婦，愁水複愁風。 這首詩，摹擬李白前一首《長幹行》仿得很像。清光緒年間學士章燮在注疏蘅塘退士《唐詩三百首》時，認為此詩可能出自“大曆十才子”李益之手，但章燮又認為李益的其他詩不像這樣，到底是不是李益，誰也不敢肯定，死無對證。英譯本存在李白的偽作，不應該大驚小怪，我們不能指望外國人也能成為李白詩作的辨假、打假專家。不過，英譯本李白詩選的譯詩，倒是非常好玩，讓人“長見識”。 在介紹英文的李白詩作之前，不妨先試想一下，把李白的律詩、古風和樂府，譯成自由體是什麼樣呢？肯定很多人會發笑，就像咖啡和中國茶水摻在一起，有味，但又不是味。李白的詩作變成自由體之後，失去了節奏、韻律和四聲，沒有了這些，李白便沒有了氣勢，沒有了意境，也失去了他特有的遣詞造句的方法，隻剩下敘述的過程和感歎的指向。沒有了這些，李白的詩成了說事說理的分行的“小美文”。沒有了這些，李白的詩真的像他名字一樣——太白。也不僅僅是李白，其實中國所有優秀的古典詩歌，從本質上講是沒法譯成外文的，即使形式上能譯，但在特殊的節奏上和特定的句法上是無法譯的。中國人發明了“四聲八韻”，發明了“風雅頌”，發明了“賦比興”，這是相當了不得的，尤其是“賦比興”，就像《易》中的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八六十四一樣，隻要掌握好，筆下便能生出變化無窮，花樣不盡的寫作技法。何謂“賦比興”，朱熹的論斷最為著名準確：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辭也。 英譯本李白詩選有一首《贈汪倫》，按理說這首詩比較好譯，但到了英國譯者筆下，全變了味，讓人哭笑不得：李白上了船正準備離開／突然聽到岸上有人唱歌，並向李白走來／李白仔細一看是汪倫／李白想起了千尺深的桃花潭／千尺深的桃花潭啊／也不如汪倫對我的情感。 好好的一首七言古詩，被英國人變成了一首六句自由體。詩選中還有一首翻譯的雖比《贈汪倫》美些，但全篇讀下來，仍覺得不像一首詩，倒是像李白在說教或演講。一朵五色的靈芝／長在龍爪似的老樹下／你一眼看見／很小心地把它采回家，放在瓶中供養／這一下可糟了／從前的瑞彩從前的仙氣／於今都變成幹癟的黑菌／你搔著頭皮／隻著急你供養的方法不對／其實不然／壓根兒就不該采下／采下就是毀它——美有時是碰不得的。 我看了這首詩後，翻遍了李白全集沒有找到這首詩，對不上號。從這首詩的含義上看，不像李白的寫法，有點像王維的，但王維同樣沒寫過這個內容的詩作。我估計又是哪位好事者強行安在李白頭上的。 中國的文字尤其是中國詩的文字，完全是一種緊湊的高密度的文字，中國詩歌的美感、韻味和意境，完全靠詩人獨特的遣詞造句和精製的句法來完成，一般意義上是無法翻譯的，一翻譯會危害到詩的生命，損耗會相當大，一翻譯就等於毀了它，味道會淺薄，內容會庸瑣，好端端的一罐煉乳，變成了泛著白沫的澡堂，不要說中國人看了乏味，就連外國人看了，也會看低中國的詩歌。“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這是溫飛卿的名句，多漂亮的句子，但要把翻成外文，簡直不忍心去讀。像“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像項羽的“彼可取而代也”，任何一種外文都無法說清楚其中的精髓，其蘊藏在文字中的氣質、氣度、氣魄和氣勢，隻有從小喝黃河長江水長大的中國人，隻有血管裏流淌著中華民族血液的中國人，才能深刻領會。 李白詩選在英國的遭遇，讓我想起了十多年前我在俄羅斯的一段經曆。在聖彼得堡，一位俄羅斯作家和我談到了普希金和李白，他認為普希金是俄羅斯乃至全世界最傑出的詩人，他認為李白不過如此，當時我和他爭執了很長時間，現在想想，當時的麵紅耳赤真沒有必要，這不能怪他，這隻能說明他的短見，他不了解中國，不熟知中國文化，他所讀到的李白，我想肯定和英譯本的李白詩選差不多，即使好些也好不了多少。相反，我們讀翻譯過來的外國作品，同樣會遇到類似的問題。有一次，我讀俄羅斯百年精選散文，我簡直不敢相信，這是他們大師級作家的水平，打折打得太多。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這句話我琢磨來琢磨去，始終不能完全認同，不用我細說，李白在英國，在俄羅斯的遭遇就是最好的證明。在藝術的各姊妹中，也許音樂、舞蹈是具有世界性的，但文學卻不一定，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文學，它的服務對象主要是本民族。中西方文化的差異是非常大的，中西文化要想完全融合非常困難，幾乎不太可能。說得再遠一點，再玄一點，世界上人類之間的戰爭，最初的火星，首先始於文化上的不能兼容。世界上國家可以統一，但思想上無法統一，藝術上更不能統一。文學有時候的確就是這樣，具有強烈的地域性和濃重的民族性，尤其是中國文學，在很多的優秀作品中所顯現出來的精湛、高超和玄妙，是其他民族和其他國度無法完全共享的，其他民族和其他國度也不可能真正領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