隻有秋聲最好聽
金農，字壽門、司農、吉金，號冬心，又號稽留山民、曲江外史、苦耶居士等。生於1686年清康熙二十六年，卒於1763年乾隆二十八年，錢塘人，今浙江杭州。據金農自述：家有田幾棱，屋數區，在錢塘江上，中為書堂，麵江背山，江之外又山無窮。金農天姿聰穎，早年讀書於學者何焯家，與“西泠八家”之一的丁敬比鄰，又與吳西林同時代，與號稱“浙西三高士”交往頻繁，更增金農的博學多才。 乾隆元年，受裘思芹薦舉博學鴻詞科，入都應試未中，鬱鬱不得誌，遂周遊四方，走齊、魯、燕、趙，曆秦、晉、吳、粵，終無所遇。晚年寓居揚州賣書畫以自給，妻亡無子後，就一直沒回故鄉。金農一生，大半在坎坷中度過，在困苦時也不得不依賴販古董、抄佛經，甚至刻硯來增加收入，也曾托袁枚，求寫彩燈，獲取薄利。金農條件好時，也有歲得千金，但其仗義大方，也會隨手散去。七十七歲時金農歿於揚州三生庵，數年後才遷墳故鄉杭州。金農博學多藝，嗜奇好古，收金石文字千卷。精篆刻、鑒賞，善畫竹、梅、鞍馬、佛像、人物、山水，尤精墨梅，所作梅花，枝多花繁，生機勃發，古雅拙樸。他畫竹，署名稽留山民，他畫梅簽苦耶居士；畫花鳥號龍梭仙客，畫人物號恥春翁，畫山水號曲江外史，畫馬號冬心，不同的畫用不同的名，此舉也是千古稀有。金農一生筆耕墨耨，五十歲時才真正開始畫畫，他涉筆即古，脫盡畫家習氣。初寫竹石，後又攻梅。繼而畫佛畫馬，畫馬自謂得曹、韓之法。他的山水花果也布置幽奇，點染閑冷，非高人不能賞之。他畫梅，自稱“江路野梅”，要求“天大寒時香千裏”。畫馬則題道：今予畫馬，蒼蒼涼涼，有顧影酸嘶自憐之態，其悲跋涉之勞乎？世無伯樂，即遇其人，亦去暮矣?吾不欲求知於風塵漠野之間也。足見其懷才不遇的心情。 金農是揚州八怪的核心人物。他在詩、書、畫、印以及琴曲、鑒賞、收藏方麵都稱得上是大家。他首創的漆書，是一種特殊的用筆用墨方法。“金農墨”濃厚似漆，寫出的字凸出於紙麵。所用的毛筆，像扁平的刷子，蘸上濃墨，行筆隻折不轉，像刷子刷漆一樣。這種方法寫出的字看起來粗俗簡單，無章法可言，其實是大處著眼，有磅礴的氣韻。最能反映金農書法藝術境界的是他的行草。他將楷書的筆法、隸書的筆勢、篆書的筆意融進行草，自成一體，別具一格。 金農鼎盛時也是紅極一時，在當時就贗品極多，他的畫作在揚州、杭州一帶，曾與如離宮手釧、張小泉剪刀、王老娘牙刷齊名。金農第一次賣畫， 是一副墨竹，據他自己記載：酬直之數，倍於買竹。後來，這事傳播很廣，鄭板橋還專門寫了一首，其中“畫竹多於買竹錢，紙高八尺價三千”兩句，就是指金農初次賣畫。金農畫畫喜歡題詩題句，他有一冊頁，畫一士大夫高臥四麵通風的水池亭中，題曰“風來四麵臥當中”。足見他有高岸之氣，逍遙自在，不及世事。他喜歡畫瘦竹，常說畫竹宜瘦，瘦多壽，虛心高節，挺立不屈，久而不改其操，竹之美德也。他給我印象最深的是《雨後修篁圖》，煙雨濛濛，萬根修竹，題詩更是極有味道：雨後修篁分外青，蕭蕭如在過溪亭。世間都是無情物，隻有秋聲最好聽。
黃慎的三個秘密
早年我畫畫摹習過黃慎的“人物”，應該說他是我一個“遙遠的師傅”，估計他不知道他有我這麼個徒弟。“揚州八怪”都是詩書畫全才的藝術家，怪，是因為他們的藝術風格別具一格，自成一家，並且打破中國古代所謂正統的書畫家所崇尚的一味“拜古”，黃慎也這樣的大才，詩書畫個性獨特，並與當時時風別有涇渭。黃慎早年學過他的前輩清代上官周，畫作較為工細，後又漸變，尚筆墨，重生動，畫風變潑辣，用筆也粗獷，頓挫轉折，氣象雄偉。我學黃慎時尚是青年，追不上他的功力，於是自動撤離，轉為研究。關於黃慎的生評簡曆、藝術風格、藝術成就，我就不廢話了。我一直認為人生短暫，不破費別人的光陰乃為厚德。我研究黃慎發現有三個秘密並不為人知：一、 超級孝順，母親歿後，他傾盡家產為母親建牌坊，老婆孩子無以糊口，他全然不顧，並且還背上一大筆債，使他終生處於“按揭還貸”，這一點和巴爾紮克類似，為還債天天熬油寫作。二、 黃慎畫作的優劣以他在畫上題款而分，他在日記中記載：最得意的，會題詩其上；次之，則款以歲月；再次，隻署癭瓢二字，即簽個名。他起癭瓢之名，最初是不想讓別人知道他。三、 黃慎晚年改用“指畫”並嚐試潑墨，他的好友錢湄壽曾作散句記錄：忽而疏，忽而密，空際煙雲指尖出；忽而枯，忽而生，滿林風雨皆秋聲；筆一枝，墨一鬥，興酣筆躍墨亦走；筆有神，墨無痕，山重水複蛟龍奔。指畫在黃慎那個年代十分流行，黃慎也是當時超級高手。關於黃慎的壽命，也有記載活到八十二歲和八十四歲，我覺得這不重要，其實人就是“兩件事”和“三樂樂”。兩件事是活著造事，死後評論。三樂樂是獨樂樂，與人樂樂，與眾樂樂。
一生心事為花忙
汪士慎乃“揚州八怪”之一，因年齒關係，排在八怪之首。擅畫梅花，擅詩擅書擅篆刻，詩有《巢林詩集》，書以隸書見長，又變形，謂“八分書”，篆刻取法小篆，蒼茫樸茂，自成一家。汪士慎，也叫汪近人，也有巢林、溪東外史等別號，安徽休寧人，後寓居揚州，長期在揚州以賣字畫為生，一生清苦，唯好飲茶。汪士慎生於1686年，歿於1759年，享年七十四歲，在汪士慎一生眾多的才藝中，他以神爽氣清、墨淡趣足的梅花而聞名於世，他的梅花有時簡潔高古，有時千朵萬蕊，在當時及後世被讚譽為“管領冷香”，“格高百年”。年輕時汪士慎也是一方名士，詩文會友，四方雲遊，其字、畫、詩、文、篆刻也是洛陽紙貴，以米乞歸。1739年，他五十四歲時從浙江南遊歸來，突然左目失明，當時他尚且樂觀，仍自製“左盲生”及“尚留一目看花梢”的印章，以表其不屈的心誌。不幸的是，六十七歲那年他雙目失明，但他仍誌堅意彌，以健康的心態，戰勝殘疾，並摸索“狂草”，為當世和後世標模。1754年秋，雙目失明的汪士慎在揚州北城邊買了一處“蓬窗”小屋，作為其養老之所。晚年，他便在這所茅屋裏，布衣蔬食，品茗讀書，安度餘生。深居巷，住僻蓬，加之殘疾後性格逐漸沉默、內向，以及不能滿足別人寫字畫畫，於是，前來登門的人就越來越稀少，除了“三四素心，時相過從”，其門前再無燕雀光臨。人都是那麼的現實，任何朝代都一樣，蓬生三徑逐年貧，冷落淒苦便是他的老境。1759年，汪士慎在他的城隅草屋中與世長辭。他的一生也似他的“梅花”——疏淡清冷，暗香百年。他有一方閑章：一生心事為花忙。做自己所愛，人生的大幸福！長年老筆吐寒葩，不必騎驢江路斜。山橋野店人跡少，一陣酒香衝雪花。寫這篇短文時，正值窗外飄雪，我不禁又吟起汪士慎的這首詩。
溥之死
清王朝至最衰敗的時期，在皇族的眾親王、貝勒、貝子之中，出現了一大批著名的業餘文藝家和美術家，其中愛新覺羅·溥伒就是在當時響當當的不在畫院工作不領薪水的大畫家。愛新覺羅·溥伒，生於1893年，卒於1966年，字雪齋、學齋，號鬆風主人。愛新覺羅·溥伒是道光皇帝的直係後人——惇勤親王奕誴（道光帝旻寧第五子）之孫，領正藍旗，幼時封賞固山貝子爵。他與兩個弟弟愛新覺羅·溥佺、愛新覺羅·溥佐均有畫名，有“一門三傑”之稱。溥伒與末代皇帝溥儀是同一曾祖的堂兄弟，年長溥儀十三歲，溥儀登基時，溥伒成了皇兄，先後任乾清門行走、備引大臣、前引大臣，成了禦前行走的侍從官。清帝遜位，溥伒的仕途也就此結束，辛亥革命以後，不再涉入政界。溥伒幼年飽讀詩書經史，能文善賦，尤其癡迷書畫，山水、花鳥、人物、鞍馬均具風采。他極善畫蘭，風神飄逸，在畫壇上堪稱一絕。溥伒的山水也是用筆純熟，鍾秀雋永，無論山、樹、瀑布、廟宇、人物，都能得古人之精要，兼北派之雄，南派之秀。其翎毛走獸似受郎世寧影響，但筆墨更清新，更有中國式的文雅。民國時期溥伒當過輔仁大學美術係主任兼教授，還與張伯駒、管平湖等人發起組織了一個古琴會。啟功先生回憶：“每年當翠錦園的西府海棠盛開時，溥伒常邀當時著名文人、畫家雅集他的鬆風草堂，詩詞唱和，握管書畫，其盛況極令人羨慕和向往。新中國成立前，他參加第一屆政協籌備會，能參加那次大會，可見其社會影響力之大。之後，溥伒任北京古琴研究會會長、北京市文聯理事、北京市美協副主席、北京市書法研究社社長、北京市音樂家協會理事、北京畫院名譽畫師。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誰也不知是什麼原因，本來已至高齡頤養天年的溥伒，突然感到無形的壓力，自己一個人關起門，開始悄悄地焚字焚畫。某一日，他攜小女兒出走後，就從此失蹤了。是投河而亡？還是跳崖自盡？至今無人知曉，這世界上也沒有任何一個人知道。溥伒杳如黃鶴，在中國畫壇是一個永遠也解不開的迷。
讓思想笑出聲音
豐子愷原名叫豐仁，子愷是他就讀浙江第一師範國文教師單不庵（又作不廠）先生所起。豐子愷從日本留學歸來，經常在報刊雜誌上發表漫畫，“子愷”之名也就隨著他的漫畫而名世了。在豐子愷成名之前，中國基本上沒有漫畫，畫家絕大多數都是水墨畫家。學畫者幾乎都是靠摹古人筆意，畫些花鳥人物魚蟲走獸。豐子愷十七歲時拜在李叔同門下，開始運用西方技法木炭寫生，在李叔同的熏陶下，對“進口的”藝術有了進一步的認識，這對他日後成為一代漫畫大師起了相當大的作用。 在上世紀三十至五十年代，豐子愷的漫畫極受國人歡迎，他那別具一格，反映現實，充滿幽默，富有哲理的漫畫，非常深入人心，曾影響一代又一代人。邵克萍、黃丕謨都是我國版畫界的一代大家，他們的少年時光都生活在上海，據二老回憶：他們小時候酷愛讀豐子愷的漫畫，隻要有報刊刊登，他們都會剪下來收藏。二老說：豐子愷那時在上海十分吃香，豐子愷的漫畫在當時是中國美術界的一朵奇葩，他對中國美術的貢獻是創造性和創新性的，豐子愷是前無古人的。 豐子愷的漫畫是天生的嗎？當然不是，他主要是受日本著名漫畫家竹久夢二，以及與他同齡的工筆漫畫家蕗穀虹兒的影響，尤其是竹久夢二，幾乎影響了他的一生。在豐子愷的漫畫中，許多作品與竹久夢二異曲同工，甚至在創作手法上和堅勁的線條上都是如出一轍。比如，在畫人物時都喜歡不畫眼睛，甚至沒有耳朵、鼻子、嘴吧。他們同樣都以意為主，惜墨如金，惜筆如金。豐子愷在論述自己的畫中也說道：如果意已經到了，筆再到，筆就沒有意義了。 豐子愷的漫畫始終以詼諧、幽默，以淡淡的愁緒和暖暖的溫情為主調，他與竹久夢二的不同之處，在於豐子愷在創作投入了更多的人生慨歎和抒發遐思，擁有更多的人生滋味和人間冷暖。俞平伯曾這樣讚揚：他的畫實是中國一創格，既有中國畫風的蕭疏淡遠，又有西洋畫法的活潑酣恣，他的畫是無字的散文，無聲的詩歌，是牽動人思想行走的小說。豐子愷以簡簡單單的筆墨，為什麼在那個時代能贏得那麼多人的熱愛？我想，除了獨特的思想性之外，更重要的是他的責任感，是他把心與民生融在一起，與人類生存融在一起。所以，在豐子愷筆下，經常會出現餛飩攤、豆漿鋪、理發店、茶水房；他的筆觸始終圍繞著普通人、平凡人，圍繞著人的喜憂，人的離愁，人的傷感，以及層出不窮的社會問題。 豐子愷在應林語堂之邀談論自己的繪畫時說：我不喜歡純粹的風景畫和靜物畫，我也不喜歡鑽進古人堆裏不出來，畫那些小橋流水，煙村泛家，我希望我的繪畫中有人情味和社會問題，我希望我的繪畫是文學方式的另一種表態。其實，這就是豐子愷與他同時代絕大多數畫家的區別。他極度講意、講趣，不僅筆墨當隨時代，思想和人文關照更是當隨時代。豐子愷的漫畫是文學藝術的一種獨特的容器，他的容器裏盛的是善念、慈心和仁義，而這些恰恰是人類靈魂深處的東西，是任何朝代任何社會都不會被淘汰的東西。 沒有豐子愷，中國的漫畫至少在那個年代不會進步得那麼快，他以如此簡的筆法創造一個門派，成為一代鼻祖，中國唯此一人。我愛讀豐子愷的漫畫，也喜歡他的散文，讀他的文章，我的心靈會變成平靜的河流；讀他的漫畫，我心靈的癢癢肉仿佛會被撓著，我的思想會笑出聲音。豐子愷是一位值得我們不斷重溫的人物，他的藝術、人品和人格值得我們每一位藝術家和普通百姓借鑒。
林散之漫記
林散之仙去之後，當時中國給了他“一代宗師，三傑聖人”評價，稱他的書藝開洪荒絕後塵，稱他為當代草聖，他的行草被譽為中國近代的第一人。 林散之早年生活在安徽烏江和江蘇浦口兩省交界處，由於他人生的大部分時光，生活在中國最受難和最動亂的年代，人們都說他有點像孔子的大弟子顏回——居陋巷，住簡屋，清苦生活，寂寞研藝；也有人說他像魏晉時期的“二王”，不受亂世紛擾，以自己的美學思想，向世人和後代呈現亂世之中仍有大美。據林散之的弟子著名書法家章炳文介紹，他那時每天四點起床，先練一路太極，然後回到室中，懸腕百字，或楷或隸，悟其心得，凝於筆下。若幹年下來，他積攢了滿滿兩大櫃“顏柳”和“漢碑”。 林散之早年的隸書極有味道，柔中帶剛，剛柔相濟，寫得清秀遒勁，高雅雋美，可他自己卻不滿意，總說：走得太遠，不如古人。總是很謙遜地說：好像太文了，不夠金屬！在林散之長達八十年的書藝創作生涯中，他經過反複提煉，總結出了一套自己的創作方法。比如：一個上午，他往往隻寫同一個內容，一寫十幾遍，幾十遍，攤在地上，挑出最好的，滿意的，餘者揉之。他說：這樣寫字，熟能生巧，能入佳境，易得精品。有時候，他也會指著滿地“白雲”，對著在場的學生詼諧地說：又是一片“浪淘沙”。有一回，成都杜甫草堂請他寫對聯——側身天地常懷古，獨立蒼茫自詠詩。來人求得急，他隻能臨時上陣，沒有反複醞釀構思，結果把“自詠詩”，寫成了“詠自詩”。求者說沒關係，刻字的時候可以調過來，而林散之連忙搖頭：那行氣就不對了。於是，他又重寫了數張，讓求者感動至極。 生活中的林散之也是一個幽默風趣的人，南京有家“亨德利鍾表店”請他書寫店牌，他故意大驚失色，說：我的親娘呀，寫了一輩子，還沒寫過外國名，我可不能小視。於是，他寫了十數次，結果這三個蒼勁有力的字，讓中國書法界讚不絕口，讓南京人家喻戶曉。當時，索字人走後，他仍然喜形於色，還特別口占過一首打油詩——知我識字索我字，我字哪能比我詩。握筆直書外國名，不在競說煩文辭。 他在書齋吟詩，也是常常詼諧不斷，他自吟：我本山中一禿翁，秋天吹斷耳根聾……剛要繼續下兩句，家人便喚他幫忙淘米，他雖不滿意，無奈也隻能步入廚房，隨意取上幾把米，放點水，晃動幾下。家人說:沒見過這樣做事的，他嗬嗬一笑：這叫大寫意！隨後，他又接著吟道：我本山中一禿翁，秋天吹斷耳根聾。淘米亦可大寫意，營養不失入腹中。 講情講義講信用，在他一生中更是有口皆碑。有一天，一大早他就讓學生磨墨，並反複叮囑要磨細磨勻。他走到案前，一堆學生便圍了過來，他突然抬頭：你們今天誰也不許問我要字。說完，他一口氣連寫了三遍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當他寫到第三遍時，突然放亮嗓門：就是這張，就是這張了！當學生詢問緣由，他才說：啟功老識我啊，我今天就給他一個人寫字！ 還有一次，宜興某陶瓷廠求寫廠牌，來人看到林散之八十多歲，名氣那麼大而且又寫得那麼認真嚴謹，覺得心裏過意不去，就給了一千塊錢。當林散之一轉身看到錢的厚度不對，連忙從桌子上拿起錢，退還了五百元。他笑著說：我們之前說好五百，你也要守信用。你們也不容易，決不多收。他一邊說著，一邊擺手，來人還想說服林散之，見老頭撂臉了，沒敢再堅持。 林散之對待名利亦是淡泊超然，別人捧他，他固然高興，但這種高興，從不長住心裏。他聽到別人對他的字不敬時，他也是平靜藹然。有人告訴他：有個土老板開工廠，不肯掛他寫的廠牌。他問：為什麼？那人說：土老板認為開工廠要多掙錢，講究“聚”，你的名字是散之，是“散”。他聽後，哈哈大笑，手裏端著茶杯，一下子從嘴裏噴出了茶葉。 我生已晚，但也曾有幸見過散翁一次，那年我十七歲，陪我的老師去林家，當時他家高朋滿座，年輕人的衝動和勇敢也讓我拿出畫作求賜，有人說“開臉”不好，有人說布局太亂；有人說構圖不嚴謹，有人說人物神態死板。當時，我一陣陣地臉熱。林散之知道後，慢慢移到我前麵，看看我的塗鴉，笑道：小弟弟，他們說的都對，如果你不聽，更對。林散之對待藝術的態度，始終是以古為伴，以高為伴，且終身追求。以字為字是書奴，脫去町畦可論書。流水落花風送雨，天機透出即功夫。晚年林散之的書法藝術達到了化境，越來越透出天機，越來越落花流水。
汪曾祺的畫
1989年《工人日報》文藝部搞了一個全國工人作家學習班，我因經常在該報副刊發表文學作品，編輯韓春旭便給了我一個名額。她寫信告訴我：學期二十天，帶十五斤全國糧票，地點在海澱區“中國工運學院”。給我們上課的，都是當時國內一流的作家和評論家，有蘇叔陽、陳建功、李國文、叢維熙、曾鎮南，當然還有汪曾祺。汪曾祺當時已有大名，但還沒像九十年代中期那麼紅，我們同學中知道他的人有一些，但沒有人崇拜他。他當時也比較低調，不像蘇叔陽、李國文、曾鎮南那樣，在課堂上非常自信，講得妙趣橫生，樣子很牛。他那時腦袋裏的水平肚子裏的“怪話”，幾乎都是在課堂外傳授。 可能是因為他小說寫的短，也可能是因為他許多好散文，像《隨遇而安》《七十述懷》《多年父子成兄弟》當時還沒有發表，文藝部就讓他講小小說，他好像不太滿意，上課時總喜歡講——小小說有什麼好講的，不就是相聲的“三番一抖”加生活中的小故事嘛。教室大，人多，再加他普通話不準，沒有“麥克”，他講課的效果就不太好了，坐在後排東北和西北來的同學幾乎都分了神，他見“環境”不對，講著講著自己也沒了興致，三天的課一天就草草收兵。我覺得他像《博望坡》裏的“病子龍”，比劃幾下，就走。剩下兩天，他跟我們講畫畫，講文人畫，講文學與繪畫的關係，講八大山人的畫與詩，講大滌子石濤的畫與跋。他講得異常投入，但很多同學聽後都麵麵相覷，小聲嘀咕：我們是文學培訓還是美術培訓？甚至有一個比較“木”的同學竊竊問我：他是畫什麼的？ 汪曾祺那年六十九歲，他從六十歲開始正式畫畫，將近十年正好在興頭上，他當時對中國畫也最有心得。我仔細回顧了一下，他散文中許多跟繪畫有關的論述，跟繪畫有關的細節都是在這段時光和七十歲以後寫的，這就說明他在這段歲月中非常熱衷繪事，迷戀丹青。事實也證明，他的畫作在七十到七十五歲之間最好。 在我們這幫同學中也有喜歡美術的，比如我，比如現在在《光明日報》的一個老兄就愛聽，恨不得不要下課，恨不得他的嘴吧是永不停止的機關槍，我們就像渴極了的人，突然看到了椰子，恨不得立馬敲開椰殼，猛吸。我們那時候私心重，願他滔滔不絕，滔滔不絕，這樣，可以少啃多少書啊！ 下課時候，他跟我們這幫大男孩和大女孩開逗：畫白梅我用什麼顏料？畫葉子我用什麼顏料？我們相互望望，搖搖頭。他很得意地說：畫白梅用牙膏，畫葉子用包餃子擠下的青菜汁。我們雙目圓睜，以為他在和我們這幫孩子鬧著玩。多年後，當我有幸看到原作，我才完全相信，天底下竟有這樣的老頭。 隔一天，他帶來一幅琴條，一支不知什麼名的花——朱砂花朵三瓣，墨葉兩三片，一根墨線畫到底，右題一行長條烏絲：秋色無私到草花。我們有個河北籍的女同學，嘴快，看了一眼就大嘴巴了：空那麼多，太浪費，畫一大束就好了。汪曾祺聽後哈哈大笑，笑得非常爽朗，仿佛那個女生的話一點都沒掃他的興。有個男同學問：能不能給我？老頭抬頭看看，問：處對象了嗎？談了。那好，就拿走吧，送給女朋友，這叫——折得花枝待美人。 放學時候老頭仍和我們聊畫，他說：畫人難畫手，畫樹難畫柳。他說：楷書如文人，草書如名將。他說：畫家和作家都要無作家氣，求平正清雅。他說：畫花鳥不能亂配，芭蕉不能配雞。我們問為什麼？他看看周圍沒有女生，便說：那是“雞巴圖”。我們忍俊不禁。 離開北京之後，我就再也沒有見過汪曾祺，後來讀他的散文，越讀越喜歡，越讀越佩服。好多年來我也一直在琢磨，他其實也沒寫什麼複雜的東西，為什麼會那麼有味？也許這就是前賢所說的功力和境界吧，也許一個作家隻有心懷仁愛和大義，隻有徹底回歸原道和寧靜，筆下才會出現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 汪曾祺一直在說畫畫是他餘事，是找樂，其實他晚年大部分精力都放在畫畫上，並認真題詩題跋贈給友人。我覺得他與吳冠中相似，成家之後，一個想當作家，一個想當畫家。吳冠中更是極端，甚至說：一百個齊白石，也抵不過一個魯迅。應該說吳冠中和汪曾祺都是有遺憾的，一個沒能當成大作家，一個沒能成為大畫家。其實遺憾是人生的常態，“鰣魚多刺，金橘帶酸，蓴菜性冷，海棠無香，曾鞏不能詩”，這是古人常說的五憾，依我看人生有千憾、萬憾。 汪曾祺父親畫畫，他從小耳聞目染，練過《多寶塔》《張猛龍》，字從魏碑出，線條還是能撐住的。他畫過土豆、活魚、植物、花鳥、人物、神仙，幾乎想畫什麼就畫什麼樣，並常在畫上題上陶弘景《詔問山中何所有賦詩以答》：問我何所有，山中惟白雲。隻堪自怡悅，不堪持贈君。然而當朋友和學生討要時，他又會十分爽快：拿走，拿走。他的畫麵大多空靈、飄逸，但內容卻清雅、高潔，他的畫裏有儒家的處世態度，有道家的審美趣味。他喜歡“無事此靜坐，一日當兩日”；也喜歡“酒肉穿腸過，高樓萬裏心”。他真是個奇怪的人。記得董橋曾說：艱深怪誕其實不是藝術，而是命運。而汪曾祺卻將藝術融進了人生，把命運變成了藝術，他是開悟大道的人，早就沒有了患得患失，沒有了粉飾糾結，他的東西是真水無香。我喜歡他的畫，他的畫是高僧隻說平常話，他的畫是人生的靈感，快樂的日記！ 二十多年下來，他長什麼樣，說話什麼聲音我幾乎全忘，我甚至近一二年都沒有翻看過他的作品。冬至前二日，我突然夢到了他，我自己都納悶。我把這事告訴文友，文友說：你該在冬至給他“彙款”，我笑笑：他記不得我，收不到的。 冬至晚上，我獨自一人坐在燈下，臨摹了他的一張“雁來紅”，寫下這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