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學院搞壞了商界風氣？
管理實務
商學院隻有真正做到既培養學生的能力及抱負，又增強他們的社會意識，才能完成自身的使命
過去的十年，是全世界商學院自我反省的十年。一個問題在人們心中不斷重複出現：這些號稱致力於培養商業領袖的高級學習機構，到底是如何教導管理者的？ 為何他們的行為總是讓我們大失所望？
發出這樣疑問的，不單單是公眾與媒體，諸多管理學界閃耀的明星思想家也在此隊伍中，例如菲佛（Jeffrey Pfeffer）、明茨伯格、阿德勒（ Nancy J. Adler）、庫拉納（Rakesh Khurana）， 這僅僅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領軍學者、暢銷書作家、學院院長都認為，商學院應該為商界的錯誤決策和醜惡行徑承擔部分責任。這些劣行嚴重破壞全球經濟，令公眾喪失對企業的信心。批判者彼此間的明顯分歧在於：造成這一結果的原因到底是商學院疏忽大意還是故意而為之？
“疏忽派”陣營將商學院看作是無知的浮躁團體，認為他們“兩耳不聞窗外事”。“物理嫉妒”（Physics Envy指的是在很多專業領域中，大家認為其中的理論最終應該要像物理學一樣，能夠過數學模型的方式加以解釋或呈現——譯者注）支撐著他們進行神秘晦澀的研究，幾乎與外界真實的商業環境毫無聯係。“閉門造車”式的研究讓他們忽視了教育的初衷，因此備受外界指責。
“邪惡派”陣營對商學院的指責則更為嚴厲，他們甚至將商學院看作是一股邪惡力量，是工具主義（Instrumentalism）的代言人——利用自己的“神壇”宣揚一個無關道德的世界觀，鼓吹精英主義，為經理人的一己私利正名，並暗示利潤是所有價值觀的基礎。
不可否認，這些批評聲帶來了一些變化。大部分商學院已經開始增加強製性的道德課程或是重新修訂教學計劃，引入大家關心的、有關個人道德和社會責任的內容。但這樣就足夠了嗎？
答案沒這麼簡單。
問題的根源要比這些來得更為深刻。商學院的做法既非無知也非惡意使然。就像當今的商業世界，他們自身也處在轉型期。商學院一邊“大張旗鼓”地提升自己的競爭力與形象，一邊暗自應付外界對他們身份與企圖的質疑。對商學院來說，與其回答“我是誰”這樣複雜的問題，倒不如回答“我該做什麼？”
就像批評家們所評論的那樣，許多課程創新仍然固守傳統觀念不放——作為知識中心，主要開創及傳播前沿管理理論和最佳實踐。這雖然必要，但還不夠，僅靠知識和技能並不能成為一名領導者。
勞動力分層（Segment of the Workforce）的不斷加劇，讓人們不再終生效力於同一個組織、同一個城市，甚至同一個國家。這樣一來，不斷流動的職業人士與本地社區的聯係變得更為鬆散，他們與雇主的關係更像是彼此利用。一旦彼此無法為對方帶來價值，他們的合作關係就將終止。
因此，我的研究報告建議，商學院要為這些專業人士提供更廣泛的教育服務。它不應隻傳授勝任工作所需的技能，也應該為他們提供夢想與誌同道合的朋友。
在這裏，管理者可以不斷重新審視自己的身份、夢想；讓自己能做的事與自己想成為的人和諧統一；不斷修正引領他們前進的信念，確定他們將為誰而服務；投身於各種組織之中，讓他們在畢業後依舊能得到鞭策、引導和鼓勵。
簡而言之，商學院的課程要成為一種成人禮——塑造人們的價值觀、信念和習慣，造就更多誌向遠大的領導者。
許多資深商學院教授告訴我：“我同意這種廣義的教育觀，但許多人並不是這麼做的。畢竟，我們已經被訓練成了社會科學家和職業管理者。相較於引導變革和幫助學生成長，分享經驗和提供建議會讓我們感覺更自在。”
商學院學生和他們的老師一樣，他們通常認為管理者職位隻是一種對個人專業能力的嘉獎。因此他們不斷努力，直至意識到自己的角色不僅是變得更重要，而且是變得截然不同。勝任這種角色不止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更需要轉變理念。
批判者希望商學院在實際行動中轉變觀念，為組織和整個社會培養合格管理者。這意味著商學院要同等重視技能及人文教育這兩個目標，而不是僅僅為滿足其中一種需求。我們要像熱衷為股東創造最大價值那般，重視商業道德、公共服務及社會平等。既要向學生提供指導，也要幫助他們反思自身及所處的文化環境。在為他們搭建新的社交網絡的同時，鼓勵他們發揮想象力。
商學院不僅要傳授給管理者工作所需的技能，同時也要提醒他們為什麼工作、為誰而工作。那些忠於自己內心，了解世界，了解他人的管理者，才有資格從商學院畢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