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定意義上說，青少年犯罪是一種社會“綜合征”。青少年犯罪受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各種社會條件的影響。其犯罪原因是綜合性的，即它是本人因素、家庭環境、社會環境、學校教育等問題互相結合的結果。社會問題，必須依靠各種社會力量來解決。治理青少年犯罪必須依靠、調動社會各方麵力量，搞好綜合治理。這是治理青少年犯罪的長期的戰略方針和任務。
四、家庭教育缺失的後果
專家指出，應該從加強家庭教育的科學指導做起，充分發揮家庭預防青少年犯罪的中心作用。出現問題再矯治的社會代價，遠遠高於正常的教育成本。
中共中央、國務院早就發布了《關於進一步加強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設的若幹意見》，各地教育組織也都進行了集中深入的討論。當人們把目光集中在政府行為、學校教育等方麵時，卻自覺或不自覺地忽略了誘發問題青少年的另一重要因素——家庭教育的缺失。
新穗學校是目前廣州市一所教育問題青少年的工讀學校。根據調查分析，該校1997年以來的400多名學生中，超過50%的學生原來都有打架、勒索、偷竊等不良行為，而其中家庭結構存在問題（單親家庭、重組家庭、危機家庭等）的就占44.5%的比例。受家庭的影響，這些孩子更易產生不良行為和違法行為。
在完整家庭中成長的“問題少年”，也凸顯了這些家庭在教育孩子方麵的嚴重缺失現象。若放任這些孩子遊走在犯罪的邊緣，後果將不堪設想。
父母是孩子的啟蒙老師，良好的行為舉止、得當的教育方法、和諧的家庭氣氛對孩子的心理成長是至關重要的。教育是要對孩子全方位關注、多方有效協調，沒有家庭教育的協調、配合，光有學校教育是不完整的。大量的調研顯示，家庭背景問題、家庭教育的缺失已經成為導致問題青少年的關鍵因素。
1.被家庭“逼”上歧途
許多“問題少年”是被家庭“逼”上歧途的，家庭是孩子成長的搖籃，家庭危機卻讓這個搖籃受到了太多、太猛烈的碰撞和衝擊。
“問題少年”李勇（化名）的父親原是一名工人，下崗後在某單位做保安；母親無業，每月僅有約300元的社會福利金，並患有有間歇性精神並發症。這個衣食堪憂的家庭背後隱藏著極大的憂患，每天家庭戰爭氣氛濃烈。母親脾氣很大，對孩子動輒打罵，父親一直很少過問孩子的學習和生活。後來，因無力管教，李勇父母將其交給年老體弱的外公、外婆照管。生活在這樣的危機家庭中，致使李勇後來憤而離家出走，長時間沉溺於遊戲機，還加入社會幫派，接觸軟性毒品，養成偷竊、打架等惡習，不能自拔。
危機家庭經濟拮據，家庭成員關係比較緊張，相處不和睦，尤其是夫妻之間矛盾的惡化，常常讓身處其中的孩子深受其害。
專家分析，因受家庭冷落，再加上在學校學習成績差，一些“問題少年”就企圖通過反叛行為引起注意，家庭對他的教育抱有放棄的態度，令他更加肆無忌禪，一步一步地走下坡路。其性格也轉向孤僻、壓抑個人情感，強烈渴望親情關懷，個性中隱含很強的衝動成分，且有暴力傾向。從許多“問題少年”的成長曆程中都可以看出，他們是被家庭“逼”上歧途的！
親人的敵視、冷落使很多“問題少年”都感覺自己的存在是個負累，對自己缺乏信心，親情需要得不到滿足，易受“損友”的影響等都是他們走向犯罪的有利條件。
2.迷途“稚鳥”在殘缺家庭中產生
16歲的王明（化名）是個孤兒，一直隨阿姨生活。王明5歲時，媽媽因病去世，父親體弱多病，沒有固定的工作，常為找工作而四處奔波，一直無暇過問孩子的學習和校園生活。不幸家庭的苦難常常是難以言狀的，尤其是在對下一代的教育上，總帶有悲情式的殘缺。王明11歲時，父親又因過度勞累生病去世。沒有母愛，沒有童年的歡樂，更沒有家庭教育的熏陶，他就如迷途的稚鳥，一直找不準方向，遊走在社會的邊緣，終於學會了偷竊，走向了犯罪。
不幸的家庭造成家庭教育的殘缺，而學校老師的有限關懷實在無法彌補這一巨大的創傷。這些預示著這一類孩子的成長將經曆孤獨與排斥、苦澀與不平、艱難和坎坷。對不幸家庭的孩子，學校要著力為他營造“第二個溫馨的家”，全社會也應針對這一類孩子做些實質性的幫助。
3.父母離異，孩子深受其害
夫妻離異，傷害最深的莫過於孩子。17歲的李偉（化名）現在是廣州一所技校的學生，就要走向社會了。9歲時，母親因無法忍受父親遊手好閑且生活作風不檢點，毅然提出離婚，法院將他判給了母親。然而，父親並沒有停止對李偉的爭奪。母親常常在兒子麵前數落丈夫的種種“惡行”，甚至跑到老師麵前將“家醜”抖出來，這讓李偉非常難受。
李偉就跑到爺爺家尋求幫助，然而長輩們並沒有讓他感到溫暖。找不到心靈慰藉，在頻頻外出中，他找到了同病相憐的夥伴，加入了所謂的“飛龍幫”。在不良群體中混了很久，滋生出了許多霸氣，一言不合就揮拳相向，有一次竟拔出尖刀，向一個敢於當眾嘲笑他的女生刺了下去……
4.父母經曆複雜，身教失當
父母複雜的經曆、言行和背景也會給孩子造成潛移默化的影響，這種不當的言傳身教在家庭教育弊病中很具代表性。15歲的王佳（化名）是獨生子，家庭條件優越，父母早年在外地經營夜總會，如今在廣州經營非法包裝紙公司。父母的社會接觸、言行和思想道德觀念，潛移默化地滲透著孩子幼小的心靈。在父母的影響下，王佳有較嚴重的反社會傾向。棄學、打架鬥毆、加入小幫派、敲詐勒索、沉迷網絡遊戲，可謂“多毒俱全”。
王佳的家庭對他的影響可謂之深矣，主要反映在三個方麵：一是金錢萬能，讀書和不讀書沒有區別，不怕犯罪，認為有錢就能將有罪化為無罪；二是對社會的反叛思想和行為，對社會規範、執法人員和社會秩序存有反感；三是過分重視所謂人情和建立社會關係網絡。
在這種情形下，不但存在家庭教育的缺位，而且由於父母的複雜言行和背景，社會上的不良思潮和行為方式通過家庭直接作用於青少年，父母的言傳身教成了反麵教材，家庭的教育功能已經完全喪失。
五、心理教育空白的產物
我們經常看到這樣的文章見諸於各地的新聞報道，如初中生為情打死高中生、某地學生拉幫結夥搞黑社會組織；某地一學生因小事殺害父母親等等。看著這些血淋淋的報道，人們不禁要問：“現在的孩子都怎麼啦？”
是啊，現在的孩子們都怎麼啦？一點小事就可令他們做出如此的舉動，或傷人、自殘或自殺。人們對此問題其實也是相當關注的，但我們關注的層麵往往僅停留在諸如“家長不能隻顧賺錢”、“加強娛樂場所的管理”、“學校要安排更多的課餘活動”等外部因素上。
青少年犯罪問題之所以突出，上述外部因素固然起了一定作用，但更本質的原因卻是我們教育結構中有關青少年心理衛生教育的欠缺所致。
長期以來，我們的教育體製都是以應試為根本，從上初中開始，學生們便要麵對競爭，升重點高中與普通高中的競爭、高考的競爭、考研的競爭……
一個年僅十二三歲的孩子，從他踏入中學的第一天起就開始身經百“考”了，而且他個人的前途、喜樂、家庭的溫暖、學校老師的褒貶都圍繞著這個“考”字而變化著，考好皆大歡喜，考差就會被萬夫所指。這種一刀切的單一教育模式最容易激化矛盾，從而產生心理障礙。
應試教育模式本身就是一種封閉而且僵化的教育方式，但現實就是如此，而且不是說改就能改變的。因此，在這種單調的教育環境中，青少年本身所固有的創新意識和青春期特有的反叛精神必然會受到禁錮和挑戰。許多高中同學在文章中不隻一次地發問：難道書本和考題就是我們“花季雨季”的主旋律嗎？這種內心渴望自由，希望學自己想學、感興趣的東西與呆板的模式產生巨大反差，想擺脫，辦不到；想馴服，心又不甘。這種揮之不去的情結折射到青少年心理上就勢必產生一種發泄的要求。
麵對這種發泄的要求，如果我們的教育結構中有一個專門處理這類青少年行為心理的學科和機構的話，那麼青少年因發泄而產生行為偏差的事件將會有所下降。遺憾的是，至今為止，大部分學校都沒有這種處理學生行為心理的專門的輔導機構。
單憑傳統的說教、批評甚至行政手段來解決心理問題無疑是一種妄想。心病還需心藥治，麵對青少年種種“怪異”“叛逆”的行為，我們首先做的應該是理解，這不是喊喊口號，而是從心理的角度真正地去理解。把他們對現實不滿的情緒通過專業手段轉化為上進能量，不能隻去堵去封。我們堵或封的後果，就是把青少年的發泄要求堵在了教育體製以外，既然正常途徑沒有發泄的可能，那麼他們隻好尋求非正常的發泄途徑，於是早戀、迷戀電子遊戲、偷盜、泡吧、鬥毆……就會層出不窮。也許我們可以禁止所有酒吧、遊戲室向未成年孩子營業；也可以把學生全抓回學校實行軍事化管理，但即便如此，孩子們仍可以變出別的花樣和我們做對。其實孩子的心理需求是內在的問題，不解決內因，任何外部因素的改變都不可能徹底解決問題……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問題少年”的產生原因很多，但我們的教育結構中缺少心理教育這一環是更本質的原因。因此，專家建議：
1.父母應多多了解孩子的心理需求，從內心上關心孩子，解決他們心中的問題，孩子的心理健康了，就必定能健康地成長。
2.在師範院校設置學生行為心理學的專門課程，吸收國外先進的心理科學理論和實踐，培養專業的青少年心理輔導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