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簽戰
直麵現實
作者：劉瑜
以前看過一個段子，說中國人愛走捷徑：因為懶得鍛煉身體，所以特別推崇各種補品；因為不願承受經營勞作之苦，所以好賭風氣長盛不衰；因為嫌戀愛麻煩，所以嫖客文化十分興盛。這話也許有點以偏概全，但也有其閃光之處。近日觀察各式網絡論戰，又想起這段話，原因是我發現，很多人在公共領域的辯論中也愛走捷徑，那就是：貼標簽。
“你為什麼總是說美國好話？帶路黨！”“你竟然認為這事政府沒錯？你這個五毛！什麼？你從沒從政府手裏拿錢？那你就是自帶幹糧的五毛！”對於論戰者來說，貼標簽的好處就是省去論證的辛苦：你都是從政府手裏拿錢的“五毛”了，我還有必要正視你的任何觀點嗎？或者，你都是時刻準備出賣祖國的“西奴”了，我還用得著就你說的道理進行思考嗎？原本可能要分十五個步驟才能論證清楚的道理，現在一個步驟就解決了：你這個××黨！
豈止時政問題，哪怕是經濟或科學問題，在“我們這兒”，道理之爭也往往變成“標簽戰”。對主張放任自由經濟的人而言，哪怕主張保留公立教育，都可能被指責成“福利控”；對疑懼“新自由主義”的左翼來說，主張土地私有化就成了“權貴資本主義代言人”。你憑什麼否定中醫理論？這是“科學主義”！你說中醫把脈不是完全沒道理？那你肯定是“文科傻妞”了。
總之，各個領域的公共論爭都有降格到“標簽戰”的危險，主張什麼似乎都會產生四處揪鬥的紅衛兵氣概。雖然有些人試圖邊講道理邊貼標簽，但標簽往往以辭害意，令人不願聽標簽後麵的道理，於是交鋒不能深入，論爭總是戛然而止。好比全中國人端個板凳，坐到電視機前準備看劉翔，起跑線上的劉翔突然站起來，走到羅伯斯身邊給他貼個標簽：“烏龜”。然後，不跑了。
以貼標簽來代替說理，或不必要地以貼標簽來強化說理，不知道是不是我們革命“戰鬥文化”的一個遺產。毛主席在“文革”中就批評江青開“帽子工廠”。標簽的意’義就在於屏蔽而不是展開思考。隨著革命越來越深入，“帽子工廠”也變得越來越琳琅滿目，當然也就不足為奇。
這大約也是為什麼我們的公共生活十分貧瘠的原因之一。“標簽戰”傷害道理的微妙性，而道理幾乎總是微妙的。比如一個人主張土地私有化，但同時主張發展一定的社會保障體係，那麼他是“權貴資本主義代言人”還是“福利控”呢？又比如一個人認為民主製度的良性運轉的確依賴於一定的民眾素質，但他同時又認為今天中國民主化的主要障礙不是民眾素質而是利益集團，這個人算是“五毛黨”還是“帶路黨”呢？再比如一個人認為人權高於主權，但同時認為國族認同可以成為社會生活的潤滑劑，這算是“賣國賊”還是“愛國賊”？在非黑即白之外還有很多思想的灰色地帶，而這個地帶往往最考驗思想的精細，通過將他人的觀點極端化取消其意義，恰恰是公共討論中的避重就輕。
標簽盛行的地方，理性易於枯萎。在思維極端化的背後，是認知上的懶惰，以及對教條的渴望。我始終相信一個好的製度不僅是對民意偏好的計算，更是對公民理性乃至德性的滋養。你說我五毛，我說你西奴；你說我西奴，我說你腦殘；你說我腦殘，我說你傻逼。當辯論陷入這樣的邏輯，標簽戰就徹底淪為罵街戰，公共領域將從海德公園演變為一個脫衣舞池。下限低的爭論者也許會贏，但爭論本身一敗塗地。我們常抱怨來自權力的打壓傷害公共理性，但傷害公共理性的何止是權力。
【周文燕薦自《新世紀周刊》2012年第8期／童玲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