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道德教育的困境
負暄瑣話
作者：田磊
每當社會出現道德危機的時候，道德英雄就應運而生。2011年的小悅悅事件給全社會帶來的道德焦慮，直接催生了2012年雷鋒的“複活”以及郭明義的走紅。在今年的“兩會”上，甚至還有人大代表提議給公民建“道德檔案”。
樹立典型進行道德教育在中國社會有著悠久的曆史，雖然到了上世紀初，“五四一代”高舉著科學民主大旗，將傳統道德體係砸得稀爛，但是1949年當國家歸於安定，開始搞建設時，新的道德模範便又層出不窮地湧現，雷鋒、陳永貴、王進喜等各行各業都有模範人物供人們學習。
意大利著名左翼思想家葛蘭西在總結歐洲社會主義運動失敗的原因時，曾深刻思考過道德的作用：統治階級掌握文化霸權，透過教育、輿論、法律不斷強化它，當政權與道德合而為一，就可以安穩地統治，這是資本主義成功之處。所以，他認為，應該建立無產階級的文化領導權。葛蘭西死在法西斯的監獄裏，他的設想倒是在新中國得到了實現，通過樹立一個個嶄新的道德模範，強化了社會認同，凝聚了社會力量，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搞建設，萬眾一心的精神力量，起到了難以估量的作用。
改革開放以來，意識形態色彩濃鬱的道德模範們，大部分都退場了，隻有雷鋒是個例外。雷鋒純淨的品格、簡單的經曆以及短暫的生命，避免了道德英雄自身矯情化的同時，也給後人不斷的重塑提供了廣闊空間。他身上的利他主義精神無疑是能夠穿越時代從而具有永恒價值的。
今天，很多人相信，民主和法治才是中國社會最需要的，而不是道德。“五四一代”對中國式道德的批判聲言猶在耳，如黃仁宇所說：“以道德代替法治，是2000多年來一切問題的症結。”如胡適所說：“一個肮髒的國家，如果人人都開始講規則而不是談道德，最終會變成一個有人味兒的正常國家，道德自然會逐漸回歸。”
中國近30年的現實告訴我們，問題遠沒有前人說的這麼簡單。道德與製度並非二元對立，相反，沒有理想的社會道德，多好的製度都很難避免被扭曲的命運。不應否認中國需要道德的力量，問題隻是在於，在文化傳播形態和人民心理結構發生深刻變化的今天，應該如何確立和建設這個時代的道德理想？現有的宣揚和動員體，係，顯得有些力不從心。
一個社會如何培養良好的道德，這個命題在人類的思想史上有著漫長的爭論。但對於國家權力過度介入道德建設的效果卻是共識。國家掌握著巨大的教育和傳播資源，是型塑社會道德的主要力量，但它有時會為道德理想提供標準的、排他的模板，在文化多元、傳播技術日益大眾化的今天，這樣的模板很難再有極大鼓舞人心的力量，當那些民間好人被樹立成道德楷模、承載了國家意誌以後，魅力有時反倒削弱了。
什麼樣的社會道德是值得追求的？國家權力應提供人民討論這些道德議題的空間，而不是唯一正確的標準答案。人民去思考這些問題，沒什麼可怕的，應該擔心的是萬一人民都不去思考這些問題時，該怎麼辦？
【摘自《南風窗》2012年第6期／王青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