戲弄道德
燈下翻書
作者：李恩柱
宋朝的士大夫，憂國憂民的情緒比較熾熱。這樣說，不僅因為有範仲淹“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的警句在，主要是士大夫群體議論國家大事的時候，精神上比較自由，說話辦事不必繞彎子，沒有戰戰兢兢、恐懼懷危之感。一個人，一個團體，一個國家，能夠免除人的精神恐懼，無論如何是一種進步。
出現這種現象，根本原因不在於某個皇帝的脾氣秉性，而與宋朝的國策相關。宋代一方麵不斷加強極權政治，一方麵文人議論相對自由。這兩個方麵，幾乎是事物的兩個極端，然而在宋代卻得到了和諧的統一。宋代統治者智慧何在？其實即在於“未嚐誅殺大臣”。蘇軾《上神宗皇帝書》中雲：“曆觀秦、漢以及五代，諫諍而死，蓋數百人。而自建隆以來，未嚐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係，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台諫風皆而已。聖人深意，流俗豈知。台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奸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宋史》日：“考宋之立國，元氣在台諫。”士人獲得道德，不在於萬馬齊喑的局麵，而在於可以直抒己見，“異論相攪”。當然，宋朝的“異論相攪”，似乎不能單純理解為言論自由，實質更是一種政治智慧。皇帝讓政見相左的大臣共處一朝，可以使他們相互牽製，以便君主的統治更力口穩固。
北宋統治者采取的三教並用政策；一方麵使宋代思想學術發展取得了寬容環境，繁榮了儒學，另一方麵使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生存空間變得高敞，道德修養比以往朝代深厚。
、不過，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宋代也有將道德泛化的弊病。王安石主持變法後，高層不僅從新法的內容和效益提出非難，而且使出了怪而不怪又十分奏效的一招：在道德上尋找王安石的瑕疵，以道德為突破口，實施打擊。有人指責王安石“以五霸富國強兵之術”誘惑皇帝，使其“聖德”遭受玷汙。還有人煞有介事地提醒宋神宗，王安石有“異誌”，他在覬覦皇帝寶座。總之，變法那段時間，不僅王安石的道德受到毀謗，甚至任何一次自然災害都會被用作攻擊變法的口實。
在注重道德的氛圍裏，常常會出現三種怪異的現象。其一就是真假道德泥沙俱下，魚目混珠；其二則是某些人以道德為武器攻擊敵人；其三就是道德流於形式，被失德所架空，導致道德實踐的虛偽。
美麗的道德，一旦成為一些人的道具，肮髒和齷齪就會披著麵紗行走於世。比如，官吏經濟違法活動，是宋朝政治腐敗的一個重要內容，也是社會不安定的一個重要因素。尤其自宋徽宗以後，法度被君相臣僚們玩弄於股掌之上，官吏瀆職，成為官場痼疾。
原因何在？其中兩個很重要的因素不能忽視。一是貪官汙吏裏外勾結，上有保護傘庇護，下有關係網籠罩。宋人袁采說：“貪暴之官必有所恃，或以其有親黨在要路，或以其為州郡所深喜，故常難動搖。”二是反腐製度和措施本身的缺漏。譬如，宋太宗時，殿中承王淮“盜主守財至千萬”，“當棄市”，但因為他是參知政事王沔的弟弟，“杖一百，降定遠主簿”了事，而祖吉“贓少乃伏誅”。（據《宋代政治文化史論》）這些事例，其實道出了法令因人而異的荒唐現象。上層如此，下層哪裏會有嚴格執法之人？哪裏又會有遵法的國民？
【宋正懷薦自《上海法治報》2012年4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