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森認為“索尼的品牌價值是為家庭消費者提供電子創新產品，而這些個人關係是創新源泉”，於是在這些人物關係之中，索尼發明了革命性的彩色電視機，用大膽營銷打敗產品質量稍遜但占據主導地位的美國對手，在與主要競爭對手飛利浦締結夥伴關係時放棄了傳統的觀念，從而成為一家最不像日本公司的國際公司。
放在今日的時空來閱讀此書，對於中國的企業管理者而言有兩個重要的借鑒意義。其一是對公司基因的堅守。創始人井深大是位對技術有著癡迷一般鍾愛的工程師氣質企業家。他在戰後將自己的夢想寫成了一份“創建章程”：“我的首要目標是建立一個穩定的工作場所，工程師們能夠在這裏將其內心的想法付諸行動，並充分體驗技術帶給他們的樂趣和他們肩負的社會責任”。這句話後來成為索尼的公司宗旨——“創建一個理想的‘工作場所——自由、富有活力、充滿快樂’，在這裏，專注的工程師們能夠大顯身手，技巧和技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實現。”井深不僅在於自己能夠預見新技術在產品中的應用，還在於他能夠鼓勵工程師們超越自己，實現自己為他們設定的目標。作為旁觀者審視索尼的發展曆程，人們不難發現當索尼迷失了“工程師風格”，不再是技術的索尼之時，革命性產品便不再出現。當然，在對公司基本價值觀堅守的過程中，領導人的選擇就顯得尤為重要。而在索尼的曆史上，這和國際化密切相關。
國際化是中國企業最為關注的“痛點”問題。這也是閱讀此書可以令企業管理者得到借鑒的第二個重要意義。在索尼公司國際化的進程中，管理文化和思維的差異給這家公司帶來的撕裂之痛，是任何一家正在或計劃國際化公司都需要引以為鑒的。阿道夫·格羅斯是盛田昭夫的第一位美國導師，他幫助盛田了解美國商業的獨特之處，這種亦師亦友的關係在某種程度上避免了美國人在正式進入索尼公司之後的強烈碰撞，從索尼第一任美籍總裁哈維·沙因的失敗經曆中便是如此。內森是這樣評價的：“就索尼美國公司而言，需要迫切解決的一個問題是尋找美籍經理人，這些經理人必須是自己國家內頗有建樹的商務人士，同時又能心領神會盛田為索尼公司製定的目標和戰略。對於任何全球公司而言，要實現這種微妙的平衡絕非易事，何況這種平衡在大多數日本公司內尤其難以實現。”這是因為“與東京實現相互理解的過程總是充滿失望和艱難的挑戰”。
讀過這樣的文字，人們如若再次翻看索尼的發展史，便不難理解日後另一位美籍CEO霍華德·斯金格的結局。當然，這本書主要在講上個世紀的故事，現如今國際化公司往往有更多選擇，比如派駐雙語背景的高管解決這個問題。不過還有一點值得這些國際化高管所學習的是，在書中內森寫了當索尼創始人及其家庭試圖融入美國社會之時，種種社交活動為索尼公司帶來的便利。要知道，在當時盛田良子夫人可以在幾乎一句英語都不會講的情況下，贏得紐約社交圈“好良子”的稱呼，而盛田昭夫也可以在歐美人士麵前戴起“麵具”，隱藏因文化衝突帶來的不適。內森記錄了夫婦兩人為了招待朋友而請專門工作人員寫下的備忘錄——“某某與誰同來，愛吃什麼”等等內容，細致而貼心的日式待客風格使得他們打開了社交圈，也使得美國社會得以認知日本。這自然也是閱讀“Private life”（私人生活）的有趣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