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他們冷靜下來，明白媽媽不是“開玩笑”以後，5個孩子就拒絕簽字。反應最強烈的是冉敬芳的三個親生孩子——張敏、張蘭英和張遠洋。20歲的大女兒張敏對簽協議最感委屈：“媽媽做生意時我跟著她吃了許多苦，4歲時我就幫著媽媽淘米、洗菜、洗衣服。14歲時，重慶暴雨，媽媽的牛皮被水泡爛，家裏賠得連吃飯的錢都沒有，我拿出平時存下的零花錢去買米、買菜，記得當時媽媽動情地說，以後一定要讓我們3個過上好日子。沒想到……”15歲的小兒子張遠洋從小覺得反正媽媽有錢，可以花高價讀好學校，幹想幹的工作。沒想到媽媽設了個財產不繼承協議，把他的美夢完全擊碎了。
可是後來，春節發生的一件事，才讓孩子們理解了母親的苦衷。春節的時候，冉敬芳給5個孩子安排了一件事，讓自己去掙壓歲錢。在母親的提示下，孩子們就在自家餐飲娛樂城樓下，擺攤擦起了皮鞋，而先前買鞋油、鞋刷的本錢還是向母親借的，大年初一、初二擦了兩天，最後，他們還了本錢，每人還分了20多元。
擦皮鞋事件後，孩子們開始理解冉敬芳了。張蘭英說：“媽媽是有錢，但她一個殘疾女人，做到現在很不容易，她的辛苦外人是無法理解和體會到的。我很佩服我媽。雖然她文化不高，但她的毅力恐怕沒有幾個人可以比得上，我們5姐弟做事情的意誌，恐怕永遠也達不到母親的程度。”她表示，自己長大後不會依靠母親，將自食其力。張敏也表示，大學畢業以後，將靠自己的勞動掙錢，不會依附母親。
協議簽訂以後，冉敬芳為了培養孩子的計劃性，使他們學會量“財”而用，通過考察核算，把女兒張蘭英和蔣麗的生活費從每月500元降到了300元，這包括她們在學校的夥食費和零用錢，還有每月回家的車錢。這個標準比普通家庭的同學還低，而班裏花銷厲害的同學每月大約要800元。
2004年，冉敬芳的大女兒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大學。開學的時候，冉敬芳和女兒一起去了北京，除了送女兒以外，還有一個目的就是實地考察女兒的花銷，好製定標準。經過幾天校內外考察後，她給大女兒製定的標準是每月500元的生活費。這500元是這樣分配的：每天10元的夥食費，一個月就是300元左右，100元的電話費及購買一些日常用品，另外100元可以買書或者請朋友。
2004年暑假，冉敬芳的養殖場裏，多了幾個特殊的打工仔，他們就是她的5個孩子。從養殖場大門進到牛圈的50來米，需要修一條路。開始的時候，冉敬芳準備承包給幾個工人，要花2000來元，後來在大女兒的勸說下，她承包給了5個孩子。挖路基、夯路麵、鋪石板……一直忙了17天，幾個孩子終於將這條路修成了。憑自己的勞動，掙到了一筆工錢。整個暑假，他們都在母親的養殖場打工，工資跟外麵雇用的工人一樣，每天按時考勤，遲到、早退或者工作失誤照樣扣錢。
對於自己的財產以後怎麼處理的問題，冉敬芳說，將用來回饋社會，資助殘疾人事業。她說，自己是殘疾人，一隻腳上山割過牛草，插過秧，幹過所有的農活；一隻腳20年來起早貪黑地做生意，備嚐殘疾人的艱辛。她準備將更多的關愛，投向殘疾人事業，計劃今年在自己的幾個公司內，將殘疾員工的比例擴大到40％，“盡量給他們一個能吃上飯的機會”。
對於自己的這一“出格舉動”，冉敬芳說出了自己的理由：“錢財生不帶來死不帶去。我一個女人，隻有小學文化，又隻有一隻腳，做到今天這一步，完全是靠自己的努力達到的。現在好多學生，在學校吃好的，穿名牌，好逸惡勞，我很看不慣。簽訂這樣的家庭協議，我就是要培養子女自食其力的能力。我一隻腳都能夠走到今天這一步，他們好腳好手的，為什麼不能？我的目的是讓我的娃娃們不能丟了我那種生活的精神！”
四川教育學院的一位教授則這樣總結了冉敬芳的做法：“冉敬芳是清醒的，為了防止孩子成為好逸惡勞的人，其良苦用心實在令人稱道。冉敬芳與5個子女簽下‘不繼承協議’，表明中國的富翁覺醒了，開始考慮財富的處置問題了，這種選擇體現了社會的一種文明進步。”
中國當代著名企業家的“財富教育觀”
南存輝（正泰集團董事長）：“我常常給小孩子們講，我可能不會有很多的金錢留給你們，但我的創業精神、艱苦奮鬥的精神更加寶貴，還包括現在對你們的教育，使你們能夠獲得學習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