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學遇到的阻力今天我正學校辦公，李慶雲（當時的上海文學院黨委書記）來了，在我辦公桌前一坐，談起來了。“老劉啊，聽說你最近搞性科學研究，搞得很起勁，我有些擔心。你搞婚姻家庭研究已經小有名氣了，繼續搞下去不是很好嗎，何必搞什麼性不性的呢？弄不好有危險呢！”他說。“什麼危險，難道會開除黨籍嗎？”話一說出口，我感到有些頂撞了，不禮貌了，於是盡量語氣和平地說：“性學研究是社會迫切需要的，總要有人去闖，讓我去闖吧！”他停頓了一會，看著我，略帶微笑地說：“那好，你可要謹慎小心啊！”這位老幹部很愛才，心很好，他完全是關心我愛護我。我想，我還是要繼續幹下去，但的確要謹慎小心。我的妻子也是愛護我的，也擔心我會出事。枕邊的勸告不知有多少次了，我都沒聽。我在刊物上多次發表有關性科學、性教育的文章，發表一次，惹她不高興一次。常有這種情況，她一下班回家就略含不悅之色地責問我：“你又在某某雜誌寫性文章了，對嗎？”“是啊，人家來約稿，情不可卻。”“哼，我們醫院的同事說，你們家老劉又寫性文章啦！叫我多難為情！”“有什麼難為情？”我半開玩笑地說：“難道你沒老公，你們沒老婆，做和尚、尼姑才不難為情？”“我不管，不許你再寫了，再寫我就和你吵。”怎麼辦？妻子的這種心情我能理解，可是也不能為此擱筆呀！不過，別把矛盾激化了，最後我答應她，文章不寫不行，以後多用筆名，不讓人知道是我寫的，這不就兩全其美了嗎？徐兆壽：這是你在1986年10月9日寫的一則日記，也是你研究性文化最早遇到的阻力。不過，這兩個人後來都給予了您很大的支持。那麼，除了這些最近的阻力外，來自社會的阻力有哪些呢？劉達臨：1987年1月17日，我的《性社會學》被封了，整整4萬冊。當時是因為政治原因。後經過一年的審查，才開始發行。1987年2月1日，我聽到一個不好的消息：邀請他到哈爾濱講課的那位負責人被降職調離工作了。我的心裏很難過。1988年7月21日，中國第一個性學雜誌《性教育》創刊號終於出版了。我像是生了個大胖兒子一樣高興。這是一本既有學術性、又有普及性的性學雙月刊雜誌。創刊號首印6萬冊，工會、婦聯、計劃生育、大學等係統有不少內部訂數，海內外報刊也紛紛報道，認為這是中國改革開放的一個具體表現。但是，後來深圳方麵不但不給允諾的幾萬元錢，也沒有了把內部刊物《性教育》轉成公開發行的行動，最可氣的是在1989年6月單方麵撤銷了他的總編一職。
至此，這個總共才出了五期的全國第一份性學雜誌就此停辦了。6月14日，上海性研究會開了會長、秘書長辦公會議，討論《性教育》雜誌的問題。會議決定，因為我與深圳方麵合作的很多事情都未及時向研究會彙報，才造成了這種損失，所以經濟上的損失應由我個人負責。在當時的幾萬元是一個不小的數字，但是，我沒有怨言。徐兆壽：您最早得到的支持來自哪裏？劉達臨：1982年，我離開了上海自動化議表一廠，進入複旦大學分校（後改為上海大學文學院）《社會》雜誌編輯部擔任編輯工作，主要做社會學和婚姻家庭研究。1985年1月，我們對雜誌進行改革時，大家提出應該對性問題進行研究，並舉辦了“現代社會中的性問題”係列講座，我是主持人和主講者。所以說是《社會》雜誌把我引向了研究性的道路。在那次講座中，學員們給了我很大的鼓勵，也是這些學員幫助我完成了後來1989年至1990年全國兩萬例“性文明”的調查工作。1988年6月18日，國家教委和國家計生委在上海聯合召開了“推廣中學生青春期性教育”的會議，我認識了時任國家計生委主任的彭雲。這是個劃時代的會議，從此，性教育以及性科學研究可以說獲得了官方的正式認可，再也不是民間的或學術界的行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