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遇“桃花運”沈陽的李醫生在他長期的性谘詢和性治療活動中，遇到了一件讓他哭笑不得的事：一個婦女向他訴說她在夫妻性生活中絲毫沒有感受到樂趣，他耐心地啟發了她。過了幾天，她又來了，說感覺好多了。他又進一步地啟發了她。過了幾天，她又來了，說她還想更好些，並對李醫生說：“醫生，我來和你試試好嗎？”李醫生嚇壞了，趕緊說：“不可以，不可以”徐兆壽：這是您在日記裏提到的一個故事，這種現象您遇到過嗎？劉：哈哈哈……這在心理學上叫“感情轉移”現象。當谘詢者懷著滿腔的痛苦來向你谘詢，當她覺得你那麼熱情、誠懇、關心、體貼地解決了她心理上的障礙時，她會覺得你是了解她的，是她的知音，繼而產生愛的感情，有些還會產生性愛的感情。這位李醫生遇到的就是這種現象。1988年我也遇到過類似的事情。一位G女士在讀了我的書後，來向我訴苦，說她的丈夫、一個大學教師怎樣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外和別的女人胡搞，則對她則實行性暴虐。有些事令人發指。我隻有同情和安慰。她問我，離婚好還是不離婚好？我堅決地說，應該離。兩個月後，她離婚了。我的思想壓力卻來了。我不知道我的建議對不對，但她我建議什麼就做什麼。她常常來編輯部找我，和我談得很開心，幾乎無話不談。我覺得有些不對勁了，編輯部裏的同誌也注意到這件事了。於是我就暗示她我很忙，以後多進行電話聯係。她明白了，再不來了。後來她出國了，連續兩年給我寄來聖誕卡，我都沒有回。就這樣斷了。徐兆壽：您感覺到遺憾嗎？劉達臨：不應該遺憾。這種事情我遇到的很多。徐兆壽：據說，心理學家在給病人進行治療時，病人的病往往好了，他自己卻“病”了。這也是一種轉移吧！你在早期工作時遇到過這種現象嗎？劉達臨：有。
中國首次性調查1989年至1990年，劉達臨主持了全國兩萬例“性文明”調查，並於1992年出版了書名為《中國當代性文化》的調查報告，這本調查報告被國內外評為“中國的金西報告”、“中國性科學的奠基之作”。一時間劉達臨聲名雀起，蜚聲四海。這次調查的對象是中學生、大學生、城鄉已婚者、性罪錯分子，涉及15個省市、24個地區。發出問卷21500份，回收20712份，回收率達到96.3%，其中有效問卷為19559份，合格率為94.4%。
在有效問卷中，中學生6092例，占31.1%；大學生3360例，占17.2%；城鄉已婚者7971例，占40.8%；性罪錯分子2136例，占10.9%。徐兆壽：這種調查，應該說在中國尚屬首次，在中國人的觀念中，“性”是一個一直回避的問題，我想，您肯定遇到了很多麻煩。劉達臨：1988年11月，我在進行中國第一次性調查之前，收到一封北京同行的來信，勸我不要搞大規模的性調查，他指出三大危險，一是政治上的，二是經濟上的，三是傳統觀念上的。我回信說，幹得成要試試，幹不成也要試試，盡力而為，即使失敗了，也會有許多教訓提供給後人再幹。再說，科學研究必須建立在量化分析的基礎上，自然科學要進行實驗室研究，社會科學要進行社會調查，否則，泛泛而談，那不是真正的研究。我國的性科學起步不久，還沒有什麼量化分析，對許多性問題心中無數，不搞調查是不行的，而且調查樣本不能太少，否則說明不了什麼問題。
美國的金西教授克服了重重困難，用了10年的時間，調查了17000例，發表了著名的“金西報告”，轟動了世界，並且在世界範圍奠定了性社會學的基礎，至今沒人超過他。1989年5月12日，全國“性文明”調查工作會議在上海開幕，標誌著這次調查正式開始了。但是，1989年7月，北京方麵來信，說原來聯係好的幾個中學都拒絕接受中學生性調查了，第一個在大學中開性教育課的周銘孝女研究員在10所上海大學進行聯係，10次碰壁。有些大學本來答應支持、配合，一看到問卷內容，又縮回去了。在新疆一所大學搞了一半就不準再搞了。成都一位婦女在四川組織性調查，結果被領導批為“不務正業”。在蘇州一所監獄進行的性犯罪分子調查也泡湯了。同時，原來答應給予資助的德國一家公司由於政治原因也拒絕資助了。幾乎斷炊了。禍不單行，我們自辦發行的三本書也因為“掃黃”而被退回來了。由我主編的《中華性學辭典》也不能出版了。怎麼辦呢？我就與妻子商量，把先前買的舊紅木家具全部賣掉，以繼續事業。妻子不同意。後來我覺得還是得到社會上去尋求支持，還是得取得社會的認可。時任《民主與法製》社社長的丁柯聽了我的請求後，毫不猶豫地給了我25000元；上海市計生委科研處和上海大學文學院科研處都給予很大的支持；還有很多朋友都幫我宣傳、拉攢助，最後他自己補貼了29000元。雖然在當時這也是一個大數目，但比起傾家蕩產就好多了。調查總算進行完了。徐兆壽：您所遇到的情況實際上暗示了1990年前後中國社會的性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