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戰：甲午戰爭失敗不能忘卻的痛
文史講壇
作者：張潔
甲午戰爭失敗是中國近代史的重要轉折點。反思和診斷甲午戰爭，有諸多導致失敗的因素，但不能不引起高度重視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清政府對戰爭中的情報掌控和信息安全缺少應有的認知與重視，導致清政府在戰場上和談判桌上處處被動，留下一個“不知己、不知彼”的反麵教材。
甲午戰爭從信息戰開始
信息戰作為甲午戰爭的一條暗線，貫穿戰爭始終，與軍事這一明線相輔相成，成為日本軍國主義的“千裏眼”和“順風耳”。
為實現侵華目標，日本軍部很早就選派間諜到中國刺探軍情、政情和民情，並形成了大規模的諜報係統，獲得了大量有價值的信息和情報。日本軍部設在上海的諜報機構日清貿易研究所編撰的《清國通商綜覽》，全麵描述了清王朝政治、經濟、民生的整體狀況。對於清王朝的全方位了解，進一步刺激和膨脹了日本的侵略擴張野心。
1893年，日本陸軍中將川上操六親自到中國考察，意在為發動戰爭作最後的準備。通過調查，他看透了中國封建專製統治的極端腐敗，更加確信中國不足為懼。另一個有名的間諜宗方小太郎的看法在當時也很有代表性：“根據鄙見，我日本人多數對中國過於重視，徒然在兵器、軍艦、財力、兵數等之統計比較上判定勝敗，而不知在精神早已製其全勝矣。”
根據間諜提供的情報，日軍“盡知我軍情，先發以製我”。戰爭中，日軍在莊河花園口和榮成灣登陸成功，從登陸計劃的製訂到登陸地點的選擇，都有賴於日本間諜的細致考察。1893年，日本間諜山崎羔三郎、鍾崎三郎等人有針對性地對渤海灣沿岸、遼東半島和山東半島的清軍設防、炮台布防等情況進行了刺探，並對旅順、金州、莊河、營口、大沽、威海等處海域的島礁、潮汐、水深等情況進行了探測，為參謀本部製訂登陸作戰計劃提供了重要參考。日本間諜無孔不入，對於中國各地的地理形勢、駐軍情形、防禦設施了如指掌，甚至“比中國人更清楚地知道每一省可以抽調多少人出來作戰”。日軍取得的旅順、威海衛等戰役的勝利，也是日本間諜窺伺後提出的“包抄後路”思路的具體體現。
戰爭結束後，日本更因為破譯了密電，從而掌握了清政府的談判底線，《馬關條約》的簽署導致了中華民族危機的空前加劇。一位名叫易俊的禦史沉痛地說：“倭之虛實，我國茫然；而我之一舉一動，有士大夫不知，而倭無不知之者。”
信息戰失敗的多重原因
清政府在信息戰方麵的失敗，既有主觀根源，也有外部影響。日本十分重視諜報工作，全方位編織間諜網並長期堅持，投入大量財力、人力支撐情報工作。早在1872年，日本政府就開始向中國派出間諜，並采取許多措施鼓勵日本間諜獲取情報，這是日本信息戰贏得先機和成功的內驅力。更有甚者，日本間諜勾結中國內奸，得到大量軍事情報。石川伍一以80銀洋就收買了北洋軍械局書辦劉樹芬，為其提供北洋水師軍備及軍火供應的詳細情況。李鴻章的外甥、天津軍械局總辦張士珩為牟取私利，把北洋艦隊有關情報提供給日本間諜。被日本人雇用的中國間諜，喪失民族尊嚴，處處替日本間諜探聽情報，如宛平人高順、天津人趙春霖等。
與此相反，清政府缺乏主動獲取信息的意識，更談不上維護信息安全。戰前，清政府對日本間諜的活動疏於防範，以致頻頻泄露軍機。豐島海戰前，為達到偷襲北洋艦隊的目的，日本駐天津領事館領事及武官先後派人分赴天津北洋各營窺探。這些日本間諜得以在海口、碼頭重地自由出入，更有甚者竟登上清軍運兵船，“手持鉛筆、洋簿，將所載物件一一記數”。日本間諜宗方小太郎持有受清政府保護的通行證，於1877年周遊北方戰略要地，將黑手伸向威海衛軍港的北洋艦隊，對港內一切布置悉數記錄。1893年，戰事已經臨近，清政府卻茫然不知，還在殷勤接待川上操六，李鴻章還請他去參觀兵工廠、軍事設施和兵士操練，幾近於拱手送上軍事情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