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絕大多數職工都是擁護關破的，很多職工都說：“就東山銅礦的現狀而言，破比不破好。關破不僅能得到扶持資金和政策，還可借改製之機革除企業長期存在的種種痼疾。怕就怕走過場，搞形式，結果換湯不換藥，還是老一套；怕就怕執行政策的人暗箱操作、執法不公、執法不嚴，欺軟怕硬，瞞上欺下，結果有關係有後台的人吃香，老實肯幹的人卻受到排擠；怕就怕少數人借改革之名，務利已之實，結果受益的總是少數人，吃虧的卻是大多數。”關破隻不過是個導火索，使各種曆史遺留問題重新抬頭，利益群體相互衝撞，深層次矛盾逐漸被引發。因而當人們逐漸冷靜下來後，在礦裏再次召開會議討論關破方案時，多數人投了讚成票。人民法院宣布破產後三個月，再也沒有發生一起集體上訪，越級上訪事件。
職工們的擔憂並不是空穴來風。新公司成立不久，當地一家全國知名的酒廠就把觸角伸了過來，這家知名企業早就對銅業公司麾下的幾家礦山垂涎欲滴，也想插足礦產行業，還成立了專門的礦產開發部，與幾家關破礦山都進行過接觸，目的當然是想收購銅業公司那幾家礦山的股權。銅業公司巴不得這些虧損礦山自生自滅，默許了這家知名企業的行為，如果不是召開職代會舉手表決時，大多數關破單位領導擔心改換門庭後，自己會被新主子淘汰，唆使代表們出麵反對，包括東山在內的大部分礦山當時早已改弦易轍，成為“宮廷玉液”的附庸。錢征那時還不無憂慮地對我說：“挹東銅業作為一家資源性企業，把所有礦山都劃出去，是一個決策上的失誤。一旦沒有了礦山，今後的日子會很難過。”
可是人算不如天算，銅業公司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把下麵的礦山打發走，由於市場銅價一路狂飆，所有虧損礦山又都開始贏利了。
價格的波動，就像是一根無形的針，無時不刻不在刺激著人們脆弱的神經。銅價從最初的1萬8漲到3萬多，人們還沒有來得及釋放驚喜，又陡然回落到2萬徘徊，然後就開始長時間的停滯不前，無論你怎麼期盼、祈禱、傷心、哀怨、不滿，甚至詛咒，它就是不肯為人們的憐憫作一絲妥協，無動於衷地靜躺在那裏，象個懶漢一樣紋絲不動。可就在你對它幾乎已經完全喪失耐心，甚至快要絕望時，幾乎是在一夜之間，它卻又像似被無形的魔術師用無形之手撥弄過一番，從2萬的穀底一下子反彈至8萬的高位，讓人驚歎、咋舌，更難以琢磨。
因為價格的波動，東山從過去的虧損大戶一下子變成了盈利大戶，每年的盈利額高達6000多萬元。成為當時由關破企業聯合組建的PP股份公司內部第二盈利大戶。
企業改製後，這裏基本上沒有任何的變化，用老百姓們的話說：“山還是那座山、梁還是那道梁，人依然還是過去的那幾個鳥人。”
當然，變化還是有的。變化最快的，要數對職工的稱謂。過去一直親切稱呼著的職工，現在搖身一變，成為“員工”了。據說為了“員工”這個稱謂，還生出不少的技節，最初是新公司黨政聯席會討論，結果還是有些吃不準，生怕自己的這個動作節奏太快，如果其它幾家公司沒能跟上來，就會拖自己的後腿。於是把這一情況反饋到上級公司來定奪，沒想到其它幾家公司的情況基本類似，所有的頭頭腦腦們也正為此煞費苦心，上級公司得知情況後，不得不召開專門會議進行討論，才給出明確答複：“今後在PP公司內部，職工統一改稱員工。”於是乎，“領導們”的底氣更足了，似乎這一改，職工的地位就更加的低人一等，可以讓他們隨心所欲地拿捏。如果不是法律上已明確規定，可能連“職工代表”、“職工代表大會”這一類的專用詞在這裏早已都不見蹤影了。隻是這一改，也給他們自己帶來諸多的不便，比如過去聽習慣了的“職工群眾”，現在總不能用“員工群眾”這個聽起來挺別扭的稱呼來代替吧？最苦惱的還是我們這些捉刀的秀才，一到要與這些詞語打交道的時候，就會急得直抓腦殼。
把職工降格為員工，他們猶恐不及。可當初實施政企分離時，要打破鐵交椅，他們卻心不甘情不願，千方百計加以阻撓，不願把自己的官員身份分離掉。向人介紹自己的職務，總是理直氣壯：“我是正處級，”唯恐別人混淆了他們的“官階”，弄錯了他們體麵的身份。
已經沒有了行政級別的這些所謂的“企業官僚”們，緣何念念不忘已經消失、實際上對經營企業絲毫都不起作用的“身份”？無非想用它裝點門麵，顯示自己的優越感罷了。在很多私營、個體企業裏，老板爭相采用“扁平式”的管理模式，模糊和淡化管理界限尤恐不及，給部門的頭頭安個“主管”已經誠惶誠恐，而我們的國企經營者們為何卻一點也不肯避避嫌？難道是嫌管理與被管理者之間存在的鴻溝還不夠大？矛盾還不夠深嗎？管理心態難以理喻。
為了給自己的行為鋪平道路，領導們還多次在大會小會上不停地叫囂：“要進一步解放思想。”解放一個舊中國也隻花了20多年的時間，改革開放已經快30年了，解放思想的曆程似乎還遙遙無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