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卡羅琳的案例中，希普勒特別強調政府和企業在援助“窮忙族”方麵的責任，我覺得這是本書頗值一書的亮點。比起許多歐洲國家，美國對政府幹預市場的力度持更為審慎的態度，這也是美國貧富差距比歐洲更甚的原因之一。因而，你不能指望政府或者教育、醫療、福利等機構向卡羅琳的雇主打電話，要求後者允許卡羅琳換班或者請假以緩解其困境，這就使得全方位覆蓋的援助機製陷入無法操作的尷尬境地。希普勒認為人們擔心政府幹預市場盡管不無道理，但需要有個合理的限度，因為政府存在的價值“不僅止於捍衛自由，還在於保護弱者，為弱勢群體撐腰，賦予無權無勢的人以財力，為追求幸福創造條件……就在於如何平衡各方麵的矛盾衝突”。簡言之，把提升弱勢群體的生活和競爭能力寄希望於私人財團和慈善機構，是遠遠不夠的。
當然，問題的關鍵仍然在於“窮忙族”本身，他們是否有自救的願望以及合適的自救途徑，決定了他們能否走出越窮越忙、越忙越窮的怪圈。希普勒發現他們中的大多數都有一種自暴自棄的傾向，而上述談到的“美國夢”顯然是始作俑者。“任何人隻要勤奮肯幹就會致富”的樂觀說法，無意中形成一種清教徒式的道德偏見。你沒有成功，就意味著你不夠刻苦，甚至，你的人格還有汙點。“在美國的大環境中，貧窮總是帶有原罪的氣息”，因而，窮人多有一種負疚感，他們也更不願意站出來訴說自己的問題。2003年，布什政府取消低收入家庭每個孩子400美元補貼的資格，就是因為在政治上缺少“窮忙族”搖旗呐喊的身影。據統計，2000年總統大選中，家庭年收入超過75000美元的家庭中有三分之二投了票，而收入低於10000美元的家庭，僅有38%投了票。
相較美國當下流行的把致貧因素單純歸結為個人或者社會的若幹學說，戴維·希普勒在《窮忙》中提出的多因素共同作用、並據此構建全方位覆蓋援助方案的機製，顯然更貼近現實。當然，這個機製的理論和實踐仍需多方研討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