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八十年代
文化
八十年代不過是父輩們的時代。他們提起我們，總帶著恨鐵不成鋼的神情，覺得我們是缺乏生氣的一代，是“精致的利己主義者”
八十年代是鄧麗君，喇叭褲，迪斯科，貼麵舞，去除精神生活汙染的時代，可在我匱乏的童年記憶中，我努力搜尋這些在鄉村稀罕的時代標記，卻無功而返。我想起我們村第一個穿尖頭皮鞋的人；想起第一個燙卷發的家夥；想起讓大半個村莊都聽見的錄音機，裏麵正播放著毛阿敏、譚詠麟他們的歌；想起八十年代的流氓犯；想起深夜來我家躲計劃生育的堂姐；想起浩浩蕩蕩的交公糧的隊伍；想起“嚴打”時期被槍斃掉的小青年……我的記憶僅限於此了。
太陽東升西落，每天伴隨著雞鳴而晨起，狗吠而夜歸，每一天並無不同。老農們農閑時，談的依然是那些問題：“你說什麼時候能收複台灣嗬”，“中國原子彈那麼多，怎麼不打顆給美國佬試試嗬”。
那些話題往往在月光下進行，有時後生們也往往忍不住要插嘴進來，世界大戰於是開始了。你代表蘇聯，我代表日本，他代表美帝。後來讀到畢飛宇小說《地球上的王家莊》，莫名地親切。這些剛從集體主義脫離出來的農民，身上依然還帶著深深的時代烙印。關心國家大事，喜歡修理地球。後來這種閑聊越來越少，後生也越來越少，都出去打工了。
八十年代初，我的父親作為中國第一代農村進城務工人員，踏上了他鄉，開始了他長達近三十年的打工生涯。比我父親活泛點的青年，則去廣東、福建進廠。每到年底，故鄉張開大嘴，將年初吐出去的人吞進來。他們背著巨大的背囊，帶來南方的聲訊。鄧小平南巡、香港腳、台灣老板……世界很大，大得無邊。五顏六色，看得人眼花繚亂，我有些恐懼這麼大的世界。
有一天我跑去縣城僅有的兩家音像店，帶著一絲的企盼，希望從那些琳琅滿目的流行消費品中尋找與眾不同的東西。看到了雙眼蒙著紅布的崔健，那是屬於八十年代的崔健，理想主義的崔健，滄桑而淩厲，神情嚴肅……從他截然不同的封麵美學傳遞給我的感受中，我選擇了他。那種感覺就像擁有了打開這個世界的密碼。我套用著這個密碼，推開一扇扇通往八十年代的門。我還記得暑假那年在老家讀《在細雨中呼喊》的情景。玫瑰色的晚霞燒透了半邊天，遠方層巒疊嶂的黛色山脊愈發黯淡下去。香椿樹上的蟬聲鎮壓了整整一個下午的寧靜，此時發起衝鋒號，雨點般的昆蟲啁啾聲攻占了整個世界。我合上書，神色黯然地走出家門，走在鄉間阡陌上，餘華的書在我內心無疑製造了一場混亂，驚起陣陣漣漪。也是那時起，我開始有意識閱讀在八十年代出道的那批作家的作品。殘雪、韓少功、張煒、張承誌、蘇童、林白等人，就是那時候走入我的視野的。
17歲那年，我希望和周邊人區分開來。我體驗著“異質”帶來的精神優越感，渴求出門遠行，不安分地審視著自身所處的世界。這種感受好比讀餘華的《18歲出門遠行》，我想象自己就是那個獨自出遠門的孩子，興致勃勃中夾雜著一股好奇、荒誕的體驗。
我記得生日那天，戴著耳機，將音量調到最大，聽著崔健吼：“……那天是你用一塊紅布，蒙住了天也蒙住了地……”有種被洗禮和啟示的震懾。好比被父親汗水浸透的鋤頭把，和高高揚起的穀物。這是來自父輩的力量，來自八十年代的力量。
我想八十年代對我們而言到底意味著些什麼呢？它不過是父輩們的時代。他們提起我們，總帶著恨鐵不成鋼的神情，覺得我們是缺乏生氣的一代，是“精致的利己主義者”。可這畢竟不是八十年代，我們隻能從自身出發，寄托於這代人的情感模式，從其中尋找新的表達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