沛澤劍氣開紫雲
——讀紀偉書法兼論“泗上書派”
“以文會友”，語出《論語?顏淵》：“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文章開篇，即引曾子語，並無自炫之意。在我，僅僅表達了身處P縣文化群體的自幸與自珍。“文”，是個頗為泛漫的概念。在曾子眼裏，凡“五經”、“六藝”之道，皆為“文”；而在我的眼裏，凡“文學”、“藝術”之道，皆為“文”。於是，在P縣大文化的“文友”之會中，我認識了紀偉。
這種“認識”是那麼自然而順綏，又是那麼親近而玄遠，在了無功利、了無掛礙的淡然一笑中，我以直觀的感受麵對紀偉先生的書道和書品、人道和人品。初識紀偉和紀偉的書法是在2000年舉辦的P縣書畫展上，而再一次近距離欣賞紀偉書法則是在2010年之春的“劉邦文化萬裏行”活動中。仍然是無須言說、淡然一笑，即穿越五百年宿命；這讓我相信，相識即是善緣。省略了一切燈光、布景的烘托，我認識的是一個單純的書法家的紀偉，是一個在筆墨點劃中釋放自我而又找回自我、呈現自我而又超越自我的紀偉。此外，還需要做什麼理性的抽繹嗎？人們會說，讓認識在“第一印象”停步，總免不了有幾分朦朧吧？而自信的判斷總是堅持：連“第一印象”的認可都無法立足，何以再有“相期百年”的祈盼呢？
這正契合於我“君子交”的理念。“君子交”頗有“中庸”之風。中之不偏，庸之不倚，較宜於在不親不疏的觀照中，領悟純藝術的感染與輻射。近之則親，親則易褒；遠之則疏，疏則易貶；而褒貶失度正是這個“粉絲”時代的通病。
後來，承孟昭俊先生指教，我便分外注意紀偉的書法動向。
紀偉，1972年11月生於沛城一個頗有文化氛圍的家庭。其祖父，在民國時代便在沛城中心的鼓樓旁邊開著一家文房四寶與古玩店，故家風傳承，紀偉自幼即喜於藝事。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始，孟昭俊先生在P縣文化館舉辦書法教學班，紀偉聞訊，報名聽課，遂登堂入室。1996年，他畢業於中國美術學院書法大專班，現為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P縣書協副主席。自1996年參加全國首屆行草書展，至2010年參加JS省第四屆青年篆刻展，紀偉已參加省級以上全國書法、篆刻大賽近二十次，獲新世紀“蘭亭杯”全國書畫大獎賽特等獎、“聯合國文化遺產年”中國藝術作品展書法一等獎、“神內杯”全國青少年書法大賽銀獎等各種大獎十餘次。
瀏覽日多，印象日深，在“第一印象”的好感之外，我又心生了一份驚詫的悸動。讀紀偉書法，我每每感受劍氣橫空的浩然，並自然聯想起杜甫《劍器行》的名句：“昔有佳人公孫氏，一舞劍器動四方。觀者如山色沮喪，天地為之久低昂。爧如羿射九日落，嬌如群帝驂龍翔。來如雷霆收震怒，罷如江海凝清光。”
這隻是一種個人化的藝術聯想。因為，毛筆的輕柔與鋼劍的峻利是無論如何也搭不上茬的啊！
但是，我分明已感受到了紀偉書法撲麵的劍氣弧光、和那劍氣弧光後所屏蔽著的書劍情懷。這在書風俗媚、書魂飄颻、書道零替、書家遵旨的今天，任何個別書家的探索或都可歸入“非主流”的獨唱。而從“書在江湖”、“書在民間”的視點眺望，如紀偉這樣“獨唱”的書家，在中國或許正是沉默的多數。一旦擺脫了“工程文化”的誘導，或“名家分爨”的排序，定然是由今天這沉默的多數，來書寫中國書法新時代的自由與輝煌。
於“書道”內悟出“劍道”，或於“劍道”內悟出“書道”，並不是欣賞者的飛狐夜鳴。因為古人們也曾時不時將“書”與“劍”相提並論。王實甫《西廂記》一本一折，張生出場，即自報家門曰：“小生書劍飄零，功名未遂，遊於四方。”書指書籍，劍指寶劍，連用則指讀書做官、仗劍從軍。而最權威的例證則見《史記?項羽本紀》：“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
當項羽將“書”與“劍”對立起來時，“書家”與“劍客”則分別從對方的技藝裏撲捉到出神入化的靈感。唐代，張旭嚐與裴旻、吳道子相遇於洛下，各陳其能。裴舞劍一曲，張草書一壁，吳畫一壁，時人以為一日獲睹“三絕”。而唐文宗則在這江湖的“三絕”之外，特降詔，以李白歌詩、裴旻劍舞、張旭草書為“三絕”。“書道”與“劍道”結緣，淺言之，僅是書法史的一段神奇佳話；深思之，則是天人感應、內聖外王之學的一種顯現。須知，文武之道，一張一弛，操“管”與仗“劍”，僅為“器”之差別，於“道”則為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