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親王國維
人物·真名士自風流
作者：王東明
在上海的工作
父親在上海住了十年，主要是幫忙編書、做研究、寫書。
據蔣君章先生的回憶，上海哈同花園的正式名稱是“愛儷園”，園內設有“倉聖明智大學”。
蔣先生說，開學儀式時，王國維先生排列第三，校長在最前麵，其次是教務長和王國維先生等重要教習。他在小學讀書時，即已久仰王國維先生的大名。
他說，王先生是短短的身體，嘴唇上蓄著八字胡須，瓜皮小帽，綴有紅帽結，後麵拖著一根長辮子。這是他的特別標記。
在上海的這幾年，生活雖然艱難，父親著作卻頗多，漸受國內外學者的注意。外國學者與父親也常相往來。
1918年，父親拒絕了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的邀請，不願前往北大任教，反而前往倉聖明智大學擔任經學教授。日本京都大學有意延攬父親，也遭到婉辭。
1919年4月，羅振玉自日本返國，父親與伯希和（歐美公認的中國學領袖、探險家，也是敦煌盜寶的始作俑者）、羅振玉等在上海會見，論學為樂。日本人狩野直喜將他從倫敦大英博物館錄得的敦煌殘卷數篇，提供給父親，父親因此得以發表許多有關敦煌殘卷的文章。當年10月，父親開始為烏程蔣汝藻編撰《藏書誌》，其後又為《浙江通誌》撰寫文章，生活相當忙碌。
1921年，北京大學再度托請馬衡代邀父親前往擔任文科教授，不知何故，父親再度拒絕。或許當時父親仍為蔣汝藻編寫《藏書誌》吧。一直到1922年年初，父親才答應擔任北大研究所國學通訊導師，不必前往北京任職，可以在上海繼續編書寫作。
父親為蔣汝藻編《藏書誌》的工作，到1923年結束，倉聖明智大學也在這一年解散，父親遂返回家鄉，作短暫的停留。
辮子二三事
父親的辮子，是大家所爭論不休的。清華園中，有兩個人隻要一看到背影，就知道是誰，一個當然是父親，辮子是他最好的標誌。另一個是梁啟超先生，他的兩邊肩膀，似乎略有高低，也許是曾割去一個腎髒的緣故。
每天早晨漱洗完畢，母親就替他梳頭。有一次，母親事情忙完了，或有什麼事煩心，就嘀咕他說：“人家的辮子全都剪了，你留著做什麼？”他的回答很值得玩味，他說：“既然留了，又何必剪呢？”
不少人，被北大的學生剪了辮子，父親也常出入北大，卻安然無恙。原因大概是他有一種不怒而威的外貌，學生們認識他的也不少，大部分又都是仰慕他、愛戴他的。況且一條辮子並不能代表他的一切，所以沒有人會忍心侵犯他的尊嚴。
由於他的辮子，有人將他與當時遺老們相提並論。他不滿於當時民國政府政客及軍閥的爭權奪利之種種行事，而懷念著清代皇室，也是實情。至於有人說他關心及同情複辟派，以及向羅振玉彙報消息，在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的《王國維全集》之書信集中，或許可窺見一二（如在民國六年〔1917年〕6、7月間致羅的書信）。但在同書194、195頁，即民國六年6月30日致羅函中謂：沈曾植（浙江嘉興人，清末大儒，其父為曾國藩老師）北上參與複辟活動，其家人對父親偽稱赴蘇。以他們間私交之深，尚加隱瞞，可見父親與民國六年張勳複辟，並無關聯。熱衷或參與政治活動之說，更屬無稽。
近來羅振玉的長孫羅繼祖，極力強調父親的死為“殉清”及“屍諫”。其言論的根據是父親的遺折，但是遺折卻是羅振玉所偽造的，理論的據點，建立在虛無的事物上，可信度是可想而知的。溥儀後來也知道遺折是偽造的，羅繼祖引了溥儀一句話：“遺折寫得很工整，不是王國維的手筆。”他還添了一句：“這話倒是說對了。”不知他指的是“字”還是“遺折”本身。
其實羅振玉與父親，在學術上成就方麵，兩人齊名，而在人品方麵，卻褒貶各異。其中也有不少是憑個人的好惡，信口開河，甚或加以渲染，使身為長孫的羅繼祖，不得不借兩人間的共同點，找出接近、類似之處作對比，從而替乃祖辯解。
父親對儀表，向來不重視，天冷時一襲長袍，外罩灰色或深藍色的罩衫，另係黑色汗巾式腰帶，上穿黑色馬褂。夏穿熟羅（浙江特產的絲織品）或夏布長衫。除布鞋外，從來沒有穿過皮鞋。頭上一頂瓜皮小帽，即令寒冬臘月，也不戴皮帽或絨線帽。
那時清華園內新派人士，西裝革履的已不在少數，但他卻永遠是這一套裝束。辮子是外表的一部分，自日本返國後，任何時期他如果要剪去辮子，都會變成新聞，但那絕不是他所希望的。從他保守而固執的個性來看，以不變應萬變是最自然的事。這或許是他回答母親的話的含義吧。
休閑生活
父親的一生中，可能沒有娛樂這兩個字。他對中國戲曲曾有過很深的研究，卻從來沒有見他去看過戲。那時收音機尚不普遍，北京雖有廣播，頂多有一個小盒子樣的礦石收音機，戴耳機聽聽，就算不錯了。舉凡現代的音響視聽之娛，非當時夢想所能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