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舉人大挑軼事
清代舉人大挑主要以體貌為取舍，一般而言，身材魁偉、相貌堂堂者必得人選，而身短貌陋者則大多無望。晚清名臣閻敬銘就曾因體短貌陋而大挑受辱。
閻敬銘係陝西朝邑（今屬大荔縣）人，是晚清的清廉名臣。據《春冰室野乘》說，他為人狀貌短小，二目一高一低，長得像個鄉巴佬。他當年參加大挑時，剛剛跪下來，就被某親王高聲喝道：“閻敬銘先起去！”一時間被羞辱得狼狽不堪，深以為憾。但這個恥辱也激勵了閻敬銘，後來他發奮努力，中進士，入翰林，官居戶部尚書。湘軍儒將胡林翼曾稱讚閻敬銘“氣貌不颺而心雄萬夫”，至光緒時閻敬銘官至東閣大學士，成為理財名臣。這說明相貌與能力政績顯然無關。
體貌雖是大挑的首要標準，但如齊如山先生所雲，全憑運氣的也不在少數。
徐一士《亦佳廬小品》引《閑談筆記》說，陝西米脂人高照煦以同治癸酉科（1873年）舉人應光緒庚辰年（1880年）大挑，先期前一日，高照煦被好友高子佩接到城內寓所，地處東交民巷，這裏距離挑場文淵閣較近。高照煦頗為自負，以大挑一等自期，親友也都很看好他。第二天一早，高子佩派四弟高壽卿來為高照煦送場助陣，高照煦一見高壽卿就說：“昨夜我做了一個夢，此次赴挑，恐怕隻能得二等了。”等到入場，高照煦被安排在最末一班，隻剩13人，照例隻能挑一等一人，而高照煦排在11名，另一人排名第九，王爺大臣將此人與高照煦再三衡量，最終將第九名挑為一等，高照煦隻能屈居二等。事後高壽卿問他究竟做了何夢，如此應驗。高照煦說：“我夢見有人手持紅帖來請我，呼我為子夏。起初也百思不得其解，待早上行至東華門，忽然想起子夏在孔門弟子中名列文學科，我此番必得學官無疑了。”徐一士說高照煦以一等之貌名列二等，皆因排在13人之末班而吃虧。科舉時代多相信夢兆，而高舉人之夢兆竟如此神驗，真可謂造化弄人也。
體貌魁偉而大挑落選者絕不僅高照煦一人，《歸裏清譚》中載有類似事例。某年大挑，有山東某舉人，身材魁梧似曹交（曹交是《孟子》中的人物，身長九尺四寸），然而大挑卻落選了。其人氣憤不過，等王爺大臣事畢登車要走時，攔住車子詰問道：“大挑以何為憑？”王爺知道他心中不服，也高聲回應道：“我挑命也！”某舉人無語而退。高照煦是自己認命，某舉人則是被迫認命。
選官僅憑體貌本已極不合理，而又以“挑命”來搪塞被選對象，這暴露出大挑標準不盡合理，人為因素太多。更有甚者，還有故意將貌醜者選為一等的惡搞鬧劇。直隸青縣有位姓金的舉人，容貌極其醜陋，五官分布皆失去應在的位置，以至於人們都不好意思正視他。此人參加大挑，某王爺卻挑他為一等，一時間諸大臣驚詫不已。王爺說：“諸位勿驚訝，這人的膽量可嘉。”眾問其故，王爺又說：“此人長成這般模樣，還敢來大挑，倘若沒有薑維之膽，怎敢到此。”王爺的話雖然不乏冷幽默，但未免將選拔人才視同兒戲了。
李伯元《南亭筆記》卷六記載了另一則大挑軼事。道光甲辰科（1844年）舉人汪叔明是江蘇陽湖（今武進市）人，其人天生一副惡相，但卻小有才華。他參加大挑時，起初列在二等，這時主持大挑的王爺見某大臣手中拿了一把折扇，便索要觀看，對所畫扇麵和題字大為讚賞，某大臣說作者就是剛才挑為二等的汪某某，王爺乃道：“我見其人相貌獰惡，以為他當知縣必定對百姓嚴苛，原來卻是一位風雅之士。”於是連忙把汪舉人喊回來，改挑為一等，用作知縣。照說相貌較陋是不能挑為一等的，這其中的貓膩，很可能是汪叔明提前做了功課，某大臣給他當了“托兒”，而汪舉人與某大臣之間必有特殊關係，或是通了關節。
按規定，大挑一等任知縣，二等為教職，但也有特例。《郎潛紀聞四筆》卷二記載，貴州貴築縣（今貴陽市）的高廷瑤是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舉人，嘉慶五年（1800年），高隨同官軍鎮壓青苗造反“有功”，賞六品頂戴，後以大挑二等（或曰一等）選授安徽廬州通判，調鳳陽通判，升鳳陽同知，官至廣州知府。他為官辦事認真，政聲頗著，平反不少冤案，很得民心，被譽為嘉、道間循吏之冠。有清一代，舉人大挑用為通判者，高廷瑤一人而已。
古語雲：“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俗話說：“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鬥量。”舉人大挑僅以體貌為取舍的確不靠譜，但做官的人誠然又不能不注重儀表舉止。現如今的公務員更頻繁出現在各類公開場合，亮相於媒體前，大都很注重自我形象。然而真正的好形象既不靠體貌舉止，也不靠口若懸河，而要靠為地方辦事實，為百姓謀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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