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投之以桃，報之以李。”朱元璋希望自己對官吏的“好”能換來對方的感恩戴德從而廉潔自律、精誠辦事。然而終朱元璋之世，貪官汙吏前赴後繼，猶如韭菜一般割了一茬又一茬。他自己曾說：“對於官吏們，我是仁至義盡了啊，赴任之前，我苦口婆心地勸誡；任上違法犯罪，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寬宥。他們最後被處以重刑，哪一個不是咎由自取？哪一個不是罪有應得？”可能朱元璋怎麼也不會想到，那麼多官吏最後被處以重刑，與其一而再再而三地寬宥是分不開的，朱元璋對官吏的“好”正是貪官汙吏前赴後繼的重要原因。明末內閣大學士朱國楨的《湧幢小品》記載這麼一個故事：一個官吏企圖強奸一名婦女，婦女警告他：“難道你就不怕國法嗎？”官吏回答：“即使鬧到皇帝那裏，你有什麼好處？你的名聲毀了。而我呢？卻按慣例會得到一兩次寬恕，屁事都沒有！”由此可見，朱元璋的“好”無疑是官吏作奸犯科的助推器，正因為朱元璋條件反射般的“一兩次寬恕”，致使官吏敢於以身試法、恣意妄為。
製裁犯罪，保護善類，這是刑罰的首要功能。刑罰以其具有剝奪權益的強製力使人畏懼而不敢犯罪，這種功能體現為刑罰的導向性，對罪犯判處應得的刑罰和執行刑罰，可以使其他人知法、懂法、守法。朱元璋嚴厲懲治貪官汙吏，其近乎變態的手段令人毛骨悚然，本意是既讓犯罪官員承擔高昂的犯罪成本，並規誡其他人不要重蹈覆轍。這一目的的實現，必須以法律得到切實的執行為前提。當一個個官吏得到法外開恩之後，他們僥幸的心理也一次次地膨脹。法律，可以被立法者本人一次又一次地破壞，又怎能避免被官吏們一次又一次地肆意踐踏呢？意大利法學家貝卡裏亞有句名言：“對於犯罪最強有力的約束力量不是刑罰的嚴酷性，而是刑罰的必定性。”如此想來，朱元璋之問就不難回答了。
朱元璋在他死前幾個月曾對皇太孫朱允炆說：“我治理亂世，所以刑罰不得不重；現在天下太平了，你的刑罰應該舒緩。”並批準了朱允炆草擬的減輕刑罰的《大明律》修正案，還焚燒掉特務機構錦衣衛的刑具，將錦衣衛原來的罪犯通通送往政府機構審理。這意味著朱元璋已經從對重刑能懲貪的迷信中走了出來，然而，沒有任何跡象表明朱元璋意識到自己淩駕於法律之上，憑一己好惡肆意用刑、任情曲法才是懲貪失敗的最大原因。朱元璋不能，他的繼承人乃至於朱明皇族的取代者也不能總結出真正的教訓，自然不能消除官吏貪汙腐化的痼疾，於是，“朱元璋之問”繼續成為“朱允炆之問”、“福臨之問”……
讀史可以明智。我們今天在談論“朱元璋之問”的時候，應該能有所覺悟與戒鑒吧！
責任編輯：姚勝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