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漢對徐悲鴻、宗白華的批評及徐、宗對田的救援
往事回顧
作者：楊建民
1935年2月的一天晚間，因為話劇《回春之曲》在上海演出，作者田漢及其他相關人員杜國庠、陽翰笙等遭到當局逮捕。田漢被捕在上海關押一周後，即被轉送到當時的國都南京，羈押進國民黨憲兵的監獄。數月後，生病的田漢經兩位有名望的學人擔保，方得出獄。這兩位擔保者，是田漢的友人，卻被田漢嚴苛評論過的美學教授宗白華、畫家徐悲鴻。
田漢與宗白華的友誼，人們從當時對青年影響甚大的一本《三葉集》中可以看得清楚。這部出版於1920年的小書，由郭沫若、宗白華、田漢j人的相互通信織成。這三人中，宗白華與田漢相識最早。通過宗白華的介紹，田漢得與正在日本讀書的郭沫若見麵。這些通信，不僅表現了三人當時的友情，更由於其中對社會及藝術的充分議論，傳達了強烈的改造社會、獻身藝術的青春熱忱。這些內容與時代及青年情感思想合拍，因而引起廣泛的社會反響。這是田漢與宗白華友誼的明證。
宗白華後來出國留學，田漢開始了他的戲劇創作，各自在自己的領域取得了突出成就。想來，青春的友誼，是會將人長久連接的吧。可是，之前創作有濃厚浪漫主義傾向，“其中也摻雜著一些傷感苦悶情緒和一定程度的唯美主義趨向”（見《中國文學家辭典》現代第二分冊）的田漢，在1930年時迅速“左”轉，“左”轉的標誌，是寫於1930年的一篇數萬字長文《我們的自己批判》。這篇以“《我們的藝術運動之理論與實際》上篇”為副標題的文章，在檢討先前自己從事的文藝活動之時，筆端一滑，竟然對並不過多參與藝術創作，因而已與田漢聯係有限的宗白華發起了議論：
比如我們的老友，與我及郭沫若同寫《三葉集》的宗白華兄，何以近年除往來於講台與研究室外不寫一字，除了直接受他教誨的學生以外，誰也不能得他一點影響，隻偶然看見他與中大徐悲鴻教授發表請國府保存棲霞古跡的宣言呢？這是因為他老了吧？決不是，他還是個有為的青年，他的不幸是被那“最高學府”的教授的地位把他的生活保和了，因此把他的有生命的筆與口也鉗製住了。
生活和藝術之路，是寬泛和廣闊的，人們完全可以依照各自性情和社會機遇，選擇和安排行進線路。此時的宗白華，任中央大學哲學係教授，從學業角度看，也很難過多涉獵藝術，或寫作相關的普及文章。這本是很容易理解的事，卻成了老友田漢的指責之由。不僅如此，在後麵的文字中，田漢還進一步質問宗白華：“他教的是美學，但他在中大那種環境，敢越出Bourgeois（按：資產階級）的美學一步講——Proletariat（按：無產階級）的美學嗎？”學問是否能以階級劃分暫且不論，但這樣評說似乎有些強人所難。由此我們可以大致看出，在田漢眼裏，宗白華已經不是當年的蓬勃青年，而成了時代“落伍者”的形象了。
指責了宗白華不算，在同一篇文章裏，田漢又筆指曾經的友朋徐悲鴻。在說到此處之先，我們不妨對兩人之前的情誼略加回敘。田漢、徐悲鴻的交誼起始於1925年。當時徐悲鴻正在巴黎學畫，為籌款購畫，他曾去了一趟南洋。因係念故鄉，他折返一趟上海。在上海，他結識了田漢，兩人一見如故。為了向各界推出徐悲鴻，田漢專門舉行了一次“消寒會”，介紹徐悲鴻的作品。在此次“消寒會”上，徐悲鴻結識了郭沫若等文藝界人士。
1927年，徐悲鴻從巴黎返國。與田漢見麵後，知道他在力圖恢複已陷入癱瘓狀態的“上海藝術大學”，徐悲鴻立即表示全力支持。後來“上海藝術大學”被封，田漢又另起爐灶，籌辦“南國藝術學院”。徐悲鴻依然積極讚助支持，還義務擔任了該學院的美術係主任。在這裏，徐悲鴻最大限度地奉獻出自己中、西繪畫方麵的知識和才能，贏得了學生的普遍愛戴。可不久後，因為經濟、家庭種種因素，徐悲鴻離開了南國藝術學院，專意擔任中央大學藝術係教授。盡管從表麵看，徐悲鴻、田漢彼此還沒有什麼間隙，可從後來田漢的文章中，我們還是體會到他對徐悲鴻的某種情緒。
就在批評宗白華的同一篇《我們的自己批判》中，田漢用了相當的篇幅，對徐悲鴻進行了很不客氣的評述論斷：“但一種不幸的情況早等著我們了。相約奮鬥到底的徐悲鴻先生在我們為著他的‘光榮’奮鬥的時候已安排脫離了我們的戰線了。這因悲鴻先生似乎本沒有一種為新興階級的藝術而奮鬥的心思，他不過同情我個人所謂‘精神’，又多少為敏而好學的青年所動，所以他參加的動機是感情多於理智的。一旦他的感情變化，他自然得脫離我們的戰線了。”此中略可見出，田漢所希望徐悲鴻的，是他應當為“新興階級的藝術而奮鬥的心思”，而徐悲鴻卻更多注意在“藝術”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