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那幾屆大學生的畢業分配
百姓人生
作者：李國仕
我是1963年入學的廣州中山醫學院六年製大學生。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國家停止了高考，大學不再招生；66屆至71屆的6屆大學生也都沒有畢業分配，全部留在學校參加“文革”運動。直到1968年，高校開展“鬥、批、改”，實行“複課鬧革命”，68屆以前的大學生才陸續畢業分配到農村或軍墾農場去“接受工農兵再教育”；同時，又不經考試直接“推薦入學”了一批“工農兵學員”，推行“無產階級教育革命”。也許是為了有別於那些“新大學生”，我們原來的在校生被稱作為“從舊學校培養的學生”，社會上把我們歸為“舊教育製度的犧牲品，新教育製度的試驗品，社會上的處理品”，在當時的社會分層裏列入了“臭老九”的隊伍（即那個年頭的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等“五類分子”，以及“文革”中的叛徒、特務、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和臭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排行“老九”）。
進入1969年，我們沒有按期畢業分配，而是參加到巡回醫療隊，被派到粵北山區的和平縣，一邊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一邊開展防病治病。1970年，文化大革命進入“深化鬥批改”階段，推薦入學的“工農兵學員”也越來越多，學校裏人滿為患；運動初期積極投身“文化大革命”的“舊學校”的學生們，也大都看清了“文革旗手”們的別有用心，厭倦了所謂的革命，成了“逍遙派”。於是，當時的中央決定：對全國眾多的65年以前入學的“從舊學校培養的學生”（在我們學校包括69、70、71三屆同學），一次性“掃地出門”，全部畢業分配。
那時大學已經實行“軍管”，學院黨委、行政早已經“靠邊站”，造反派奪權後新成立的“校革委”缺乏權威，兩派群眾組織各執一詞，意見不統一，分配方案遲遲未定。最後，隻得由軍代表組織一個什麼領導小組，根據中央文件的有關規定原則對學生進行畢業分配。更可笑的是，當年給我們宣讀的畢業分配方案，落款單位竟然是“廣州軍區戰備疏散辦公室”。又由於廣州毗鄰港澳，在那“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的荒唐歲月，國民經濟發展緩慢，市場物資匱乏，港澳與內地生活水平差異很大，從廣東沿海“逃港”的人和事時有發生。另一方麵，當時港澳地區特別是澳門鏡湖醫院，憑中山醫學院老院長柯麟簽發的文憑就可以被接受行醫，這更加重了中山醫學院學生有可能“逃港”的重大嫌疑。為此，對我們采取了嚴密的防範措施。除在每個學生的畢業生檔案中塞進了大量帶有派性色彩和“極左”觀點的不實之詞外，還扣留了我們的畢業文憑。記得是我們分配了半年多以後學校才把畢業證書寄到縣人民武裝部，再通知本人去領取的。塞進我們檔案中的“黑材料”，則是到粉碎“四人幫”以後的1979年，才由後來的學院革委會“黨的核心領導小組”發函到縣委組織部，請予清理寄回學校統一銷毀，並函告我所在的單位轉告本人。這已是後話。
除了扣發我們的畢業證書外，那時學院還派出人員“護送”畢業生到相關省、地報到。當年我們中山醫學院分到貴州省的有100多人（全校三屆畢業生共有1200多人），分別在都勻、貴陽、遵義火車站下車，再改乘汽車奔赴凱裏、興義、安順、畢節和銅仁，繼續下分到除省會和地區所在地城鎮以外的各縣。“護送”老師（71屆派的是一位軍代表，70屆派的是一位政治輔導員，而我們69屆則無人可派，出發時臨時指定由我“代理”沿途與地方交接，直到將最後幾十名到遵義、銅仁的畢業生“護送”到遵義後才算大功告成，隨即那二位返回了廣州。
憑心而論，我們這些大學生都是生長在紅旗下、長期受到黨的教育和毛澤東思想哺育的工人階級自己的知識分子，經曆過二三年經濟困難、四清運動和文化大革命的磨難與洗禮，正確的世界觀和人生觀正在形成，是非曲直大都有基本的正確認識，對黨和人民懷有深深的熱愛與感激之情。但在那個是非顛倒的年代，我們卻成了被監督改造的“臭老九”，被掃地出門的“處理品”。
記得那時在廣州宣布分配方案時，我聽到將被分到紅軍長征召開遵義會議的革命聖地，心中無比高興，十分向往。那時的大學生都是抱著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為人民建功立業的美好願望奔赴各地的，心中憧憬著美好明天的許多良好願景。到達遵義火車站，出站台看到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巨大塑像聳立在廣場上，崇敬之心油然而生。但當我們沿著狹窄破爛的街道走到丁字口遵義大飯店學生報到處，看到沿街一排排向側麵傾斜的木板房和冷清的店鋪時，與廣州光景迥異的失落感又泛上了心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