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李德在延安時，曾見證了中共領袖毛澤東與夫人賀子珍的一場爭吵。這又是怎麼回事呢？
交誼舞風波
1937年1月，美國女作家史沫特萊以德國《法蘭克福日報》記者的身份來到延安。為其充當秘書兼翻譯的是位美貌的中國女子，叫吳光偉。
吳光偉又名吳莉莉，父親曾是北平鹽務局長。她自幼就讀教會學校，於國立北平師範大學畢業後，考入南京戲劇學校學表演。她思想活躍，會寫詩，演過話劇，讀書時就參加學潮，後從西北救國聯合會投身延安抗大。
曾在延安訪問的美國女記者海倫·斯諾這樣描述吳光偉的風采：
她很有教養，溫文爾雅，容易接近，女人味十足，卓有魅力，26歲芳齡，……吳莉莉看上去身材健美，臉色紅潤，皮膚白皙而細膩。她非常美麗。她留著三十年代所盛行的齊肩短發，而且卷曲美觀。
當年延安隻有兩個燙發、塗口紅的女人，一個是海倫·斯諾，另一個就是吳光偉。
史沫特萊到來後，與吳光偉及接待她的女作家丁玲活躍在延安的社交場合。三人都是單身，史沫特萊與丁玲都離過婚；吳光偉與曾留學日本的丈夫張硯田思想不和，兩人一個在延安，一個在西安。
美國作家簡·麥金農與斯·麥金農在《史沫特萊傳》中記述：
在一個軍事營地裏，史沫特萊、丁玲、吳光偉成了獨一無二的3人小組：3個有丈夫氣概的離過婚的女人，對傳統的婚姻都持批判態度，都希望婦女在一個社會主義社會裏能享有較大的權力。
史沫特萊有部分印第安血統，天性叛逆，她到延安後，與學過表演的吳光偉共同刮起一股跳交誼舞的旋風。她在《中國的戰歌》一書中描述：
在延安召開的一次高級軍事幹部會議期間，我試著教他們一些人如何跳舞，……朱德同我破除迷信，揭開了交際舞的場麵。周恩來接著也跳了起來，不過他跳舞像一個人在演算一道數學習題似的。彭德懷喜歡作壁上觀，但不肯下來跳一次舞。賀龍在青磚鋪的地上隨音樂旋律一起歡跳，他是身上唯一有節奏感的舞師。
延安的交誼舞會不但吸引了眾多男女，還吸引了毛澤東。毛最初不喜歡跳交誼舞。史沫特萊回憶：由於自尊心強，他不學跳舞，生理上也沒有節奏感。
但在史沫特萊和吳光偉勸導下，毛最終成為舞會常客。他形容：“跳舞就是照著音樂走路。”但他沒想到，這股交誼舞旋風最後竟演化成一場風波，讓他惹火上身。
當時，延安的交誼舞會遭到一些老幹部夫人們聯手抵製。它的發起人史沫特萊與吳光偉也成為眾矢之的。史沫特萊回憶：在延安的婦女中間，我贏得了敗壞軍風的惡名，人言可畏，群情側目。
毛澤東後來也回憶：我那貴夫人賀子珍就對跳舞不喜歡，她尤其對我跳舞這件事很討厭。
賀子珍不但反對毛澤東跳舞，還反對毛與史沫特萊尤其是吳光偉的密切交往。史沫特萊在《中國的戰歌》中記述：
毛澤東常到我和我的翻譯同住在一起的窯洞裏來，於是我們3人一起吃便飯，縱談幾個小時。……他一口湖南腔，試著跟我的女秘書學北京官話，跟我學英語，學唱英文歌子。
《史沫特萊傳》中則這樣記述了毛澤東與兩位反叛女性的交往：
不為眾人所知的是，毛還寫出大量的詩詞來教授和指導吳莉莉。……他們一邊喝茶或喝米酒，一邊談天說地。……毛讀過一些譯成中文的西方詩歌，他問艾格妮絲，她是否體驗過拜倫、濟慈和雪萊那一類詩人所讚美的那種羅曼蒂克愛情。……他似乎覺得曾經錯過了點什麼。莉莉好像喚醒了他對於美好高雅感情的青春幻想。
毛澤東與史沫特萊和吳光偉的親密往來，終於引發了夫人賀子珍的強烈反應。一次，毛與史、吳二人在窯洞裏親熱交談時，賀子珍忽然闖進來，並與吳光偉發生了肢體衝突。
數年後，毛澤東對賀子珍的好友曾誌回憶了當時發生的事：
我們又說又笑，這就激怒了賀子珍。她不僅罵了人家，兩人還打起來。我批評她不懂事，不顧影響，她不服，為此我們兩人吵得很厲害。
曾任共產國際代表的德國人李德回憶：
毛的夫人賀子珍曾是位遊擊隊員，受過傷，參加過長征，她知道了上述情況，對毛進行威嚇。我親眼見到在毛的房間裏發生了一場激烈爭吵。
這件事當年被稱作“吳光偉”事件。最終，吳光偉、賀子珍及史沫特萊不得不先後離開延安。吳光偉被從延安“禮送”到西安；賀子珍則負氣赴蘇聯養病；史沫特萊最後一個離開，她臨行前向海倫·斯諾借錢，說：“你在這兒能借到錢，我借不到。”
恰在這時，年輕的左翼電影女演員藍蘋從上海來到延安。她改名江青，先在馬列學院學習，後到魯藝任教。共產國際的李德回憶：
這期間，江青進入了毛的視線。為了看她演出，毛令人奇怪地常常去劇院。……而江青則在1938年秋搬到毛那裏，開始名義上是他的秘書，後來成了他的夫人。
賀子珍到蘇聯後，曾與林伯渠的女兒林利等年輕人共同在莫斯科學習。林利回憶：
關於她的婚變的情況我們原來都一無所知。1939年的一天晚上，大家坐在俱樂部大廳聽翻譯讀報，其中一段是塔斯社記者在延安采訪毛主席的報道。其中這樣寫道：“夜深了，我們告辭，毛澤東和她的妻子送出來，在月光照耀的山坡上，我們邊走邊談……”大意如此。我們不禁大為震驚。全場，包括賀子珍同誌在內，都沒有料到這種情況。大家沉默著，賀也不作聲。……直到讀完報，大家散去，她也沒有流淚，沒有悲訴。
據載，賀子珍後來從蘇聯回國後一直單身。吳光偉離開後曾申請重回延安，未得到答複。她後來隨丈夫去了重慶，新中國成立前又遷往台灣，從此被遺忘。
黃克功案
1937年10月，中國抗戰正如火如荼，在延安，一起離奇的凶殺案卻分散了人們的注意力。這起凶殺案因逼婚而起，官司打到了陝甘寧邊區高等法院，判決卻遲遲不能做出。
凶殺案主角叫黃克功，男，26歲，江西南康人，少年時就參加紅軍，經曆過二萬五千裏長征，犯案時任抗大第六隊隊長；被害人叫劉茜，女，16歲，山西定襄人，曾在太原讀書，抗戰爆發後放棄優越的家庭環境投奔延安，被害時為陝北公學的學員。
據載，劉茜曾在抗大與黃談過朋友。到陝北公學後，她開始疏遠黃克功。黃以為劉另有所愛，遂起了殺人泄憤的動機。
邊區高等法院在刑事判決書中這樣描述了案發的經過：
黃克功於10月5日晚飯後，帶備勃郎寧手槍，……在公學前適與劉茜相遇，黃即招劉茜走向河邊散步，……適天已入黑，……黃即向劉談判，要求公開宣布結婚；劉予以嚴厲拒抗。……黃克功失卻理智，竟以打敵人的槍彈對準青年革命分子劉茜脅下開槍，劉倒地未死，尚呼救命，黃複對劉頭部再加一槍，劉即斃命。
黃克功逼婚殺人案震動了中共高層。他雖隻有26歲，卻是井岡山時期的老紅軍。初審時，在抗大政治部胡耀邦等公訴下，邊區高等法院判處黃克功極刑。
舒湮在《戰鬥中的陝北》中這樣記述黃在判決後對法庭的陳詞：
是我殺了劉茜。我知道我犯了怎樣的罪。但是，請你們念著我10年來在紅軍中奮鬥的戰績，給我一條自新的路罷！我並不畏死，可是我卻情願死在戰場上。……把這顆結束我的生命的子彈，用來射擊我們民族的敵人吧！
黃的陳詞在法庭內外激起強烈反響。法庭辯論時，不少旁聽的老紅軍幹部痛哭流涕，要求免除他死刑，以將功贖過。審判組甚至收到一封署名“特區隊”的信，其中言：現在正是抗戰，劉茜死，革命已受損失，黃克功若被處死刑，革命更受損失。
為求得到將功補過的機會，黃克功在初審判決後上書中共領袖毛澤東，希望毛能親自出麵為自己說話。那麼，毛澤東如何回應黃克功的請求呢？
實際上，黃克功的案件暴露了延安當時一個人人心裏都明白、人人都不願意直說的問題——男女比例失調。《延安文人》一書中這樣寫道：
1938年前後，延安革命隊伍裏的男女比例為30∶1。到1941年前後，男女比例稍有緩解，為18∶1。1944年4月，男女比例為8∶1。
男女比例的巨大懸殊，讓那些來自全國的青年女性成為延安街頭最引人注目的一道風景。
烈群在《大公報》上這樣描述1938年新年時延安街頭的景象：
各機關都放假了，冷靜的小街上，行人格外地增多了，……尤其是一些女軍人，看來更加出神，她們談著，笑著，一點沒有什麼拘泥；她們穿著那龐大的灰布棉衣，雞婆似地跳著，怪天真的，誰敢說女人比不上男人呢！
由於延安火熱的革命氛圍，當年延安的女性不論裝束還是性格，確有一股像男人般的豪放。時邊區婚姻法雖規定男女婚戀年齡為男20歲，女18歲，但很多青年女性不願因過早婚戀而影響工作和進步。
劉茜就是因此而拒絕了黃克功。她原名董秋月，改名劉茜，是因茜草為紅色染料，表達了她對革命的向往。她在生前給黃克功的信中言：
我們還是講講廣義的愛吧！整個國家的生死存亡擺在眼前，四萬萬多的同胞正需要我們的愛哩！……你愛我嗎？而你更應愛大眾！
曾是新聞記者的趙超構在《延安一月》中回憶：
女性的氣息，在這裏異常淡薄，絕對沒有燙發的女人，也沒有手挽著手招搖過市的戀人。一般女同誌，很少嬌柔的做作。在服裝上，和男人差別很少。如果誇張一點說，延安大概是最缺乏性感的地方了。
但在表麵寡欲的背後，一些青年男女也在窯洞裏悄悄成就了他們的紅色戀情。英國女作家韓素音在《周恩來與他的世紀》一書中這樣描述延安青年的戀愛：
在公開談論中是不讚成搞兩性關係的，但在漫長冬夜溫暖的窯洞裏卻是人們經常談及的話題。
曾在延安評劇院工作的任均與魯藝同學王一達就在延安戀愛、成家。任均這樣回憶她與王一達在延安結婚時的情景：
我們分配到了一個小窯洞，……隻有我拿來了從家裏帶到延安的被子褥子，和一個小柳條箱子，一達卻沒有。他隻有件光板的陝北老羊皮襖和一塊破布單子，連被子都沒有。……雖然家徒四壁，我還是為結婚而認真地做了一個枕套——沒有那麼多布做一對枕套。這是我們結婚時，家裏唯一的新東西。
相比任均、王一達夫婦，很多新婚男女卻因條件限製，依舊分住在集體宿舍，隻有周末才能申請到窯洞建成的“青年宿舍”團聚。當年延安公職人員的住宿雖一律免費，夫妻周末在“青年宿舍”團聚卻要繳費。抗大政治部主任莫文驊在回憶錄中寫道：
屋裏隻有一張床，被褥得自己帶，也不開飯，住一次交5毛錢。每到周六，小兩口背著被褥來住一晚上，第二天又背上行裝回到各自的戰鬥崗位。
然而，即使這種露水夫妻，也讓延安很多光棍們羨慕不已。特別是那些像黃克功一樣，走過長征兩萬裏，屢立戰功的老紅軍、青壯年幹部，更把目光盯上了那些來自大城市的文化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