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婚姻
1935年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後，中共隊伍中除少數女戰士，幾乎是清一色的男性。由於常年征戰，加之陝北當地女性資源緊張，不少老幹部、老紅軍未及成婚。所謂老幹部，是指資曆，有人參加革命十幾年，卻隻有二十六七歲。
抗戰爆發後，大批青年女性從全國各城市陸續來到延安。這些有文化、頗具文雅氣質的知識女性，便成為老幹部們“覬覦”的目標。不少老幹部在延安組建了家庭。而曾盛行延安的交誼舞，也幫了他們很多忙。梅劍主編的《延安秘事》中記述：
舞會在當時之所以特別盛行，除了跳舞可以娛樂身心、有利健康的原因之外，還因為參加跳舞的舞伴都是妙齡女郎。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為補償大多數高級將領由於軍務倥傯而耽誤的青春，鼓勵和幫助他們解決婚姻問題。……當時延安的高級領導人，師級以上軍官中80%的人都是在這一時期戀愛、結婚、成家、生子，延安對他們是一種溫馨、甜蜜的回憶。
然而，對很多知識女性來說，老幹部隻習慣於吃飯、睡覺、打仗，談戀愛卻很無趣。當年延安曾流行這樣一個段子：
有個女知識青年與老幹部談戀愛，晚上散步，女青年說：“今晚的月亮真好看。”老幹部說：“好看什麼？銅洗臉盆子！”
留法文學女博士陳學昭在《延安訪問記》中這樣描述某些老幹部的婚戀觀：
雖然他知道男女平等，男子應該尊敬女子，……但偏偏有些時刻，一下子，他忘記了！眼前卻隻映起在小時候他在農村所看到男子的搶婚，養媳婦這一類事……一個女子怎麼不接受男子的愛？
對此，延安中央黨校的女學員們曾約定：不嫁老幹部。但是，在現實麵前，很多知識女性卻在找知識分子還是找老幹部之間，麵臨兩難抉擇。丁玲在延安《解放日報》發表的《三八節有感》一文中，這樣描述延安女性的尷尬：
女同誌的結婚永遠使人注意，而不會使人滿意的。……她們被畫家們諷刺：“一個科長也嫁了麼？”詩人們也說：“延安隻有騎馬的首長，……藝術家在延安是找不到漂亮的情人的。”然而她們也在某種場合聆聽著這樣的訓詞：“他媽的，瞧不起我們老幹部，說是土包子，要不是我們土包子，你想來延安吃小米！”
詩人何滿子就是因此而失去了女友。1938年，他與誌同道合的女學生郭維瓊經武漢到延安。何在陝北公學學習，郭進入安吳堡青年訓練班，兩人保持著親密聯係。約半年後，何忽然接到郭的來信，言組織上安排她陪同一位老幹部到晉察冀前線。
何滿子在名為《跋涉者》的自傳中回憶：“陝公”與安吳堡青訓班常有人來往，我得知一些情況，知道我們的關係完了。
曾在抗大、中央研究院學習的石瀾，卻因與老幹部結婚而受到質疑。她於1942年同被稱為“紅軍書法家”的舒同結婚。她在《我與舒同四十年》中這樣描述自己的婚姻：
我是一個貌不驚人、才不出眾的女子，涉世未深，隻因國難當頭而投奔延安尋求真理，承蒙錯愛。
但在後來延安整風的審幹運動中，石瀾卻被審幹人員質問：
你是怎樣選擇和舒同結婚的？延安有那麼多年輕男子追求你，你都沒有看上，偏偏找個比你大十多歲的老紅軍，是不是因為他是共產黨的高級幹部。
當年的延安，許多老幹部與知識女性成就了紅色婚姻。但因雙方巨大差異，也釀成了一些悲劇。女博士陳學昭在《延安訪問記》中這樣寫道：
他們有的從沒有見過資本主義社會，也更沒有接觸過資本主義社會裏的女子，不用說，更沒有戀愛過，他們也不會知道資本主義社會裏的女子會玩些什麼把戲。當他們，有一天，愛了的時候，那種方式，將是十分粗糙，十分激烈，而成為帶一點原始性的悲劇。
黃克功逼婚殺人案，就是當年老幹部追求知識女性未遂而引發的慘劇。當時黃在抗大任隊長，被害人劉茜曾是他下屬的學員。黃克功逼年僅16歲的劉茜與他成婚。被劉茜拒絕。當年審訊黃克功的檔案中有這樣一段記錄：
問：你知道她今年有多大年紀嗎？
答：知道，16歲。
問：既知道她多大年紀，為什麼還要求與她結婚呢？
答：她的身體已發育完全了，不像是16歲的人……因為她公開或不公開地破壞我的名譽，故我恨她才打死她。
黃克功案驚動了中共領袖毛澤東。黃在井岡山時期就參加紅軍，出生入死，他在法庭上曾亮出了身上的傷痕。他本指望上書毛澤東能獲得將功補過的機會，沒想到，毛澤東在給邊區高等法院院長雷經天的複信中，堅決支持對他判處極刑，並要求當庭向群眾宣讀這封信。《徐懋庸回憶錄》中這樣記述毛澤東後來對這一案件的評判：
這叫做否定之否定。黃克功一粒子彈，否定了劉茜，違反了政策，破壞了群眾影響；我們的一粒子彈，又否定了黃克功，堅持了政策，挽回了群眾影響。
對於延安時代隱藏在單調、枯燥生活背後的誘惑和戀情，留法文學女博士陳學昭在《延安訪問記》中這樣表達她的感受：
邊區將來也許會成為中國有名的結婚與離婚的城市，像美國聞名的“結婚城”一樣。
陳學昭自己的婚姻也在延安畫上了句號。她與丈夫、留法醫學博士何穆在法國結婚。沒承想何穆來延安後另有新歡。1942年8月，兩人最終在邊區法院辦理了離婚手續。與此同時，一些來自異國的洋人，卻在延安展開了他們的跨國戀情。
跨國之戀
1940年初，漂亮的魯藝女學員周蘇菲正為是否接受馬海德的求愛而舉棋不定。
馬海德是阿拉伯裔美國人，本名喬治·海德姆，曾獲瑞士日內瓦大學醫學博士，1933年來到中國。1936年，他與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結伴來陝北。斯諾結束采訪離開後，他留下籌建後來的陝甘寧邊區醫院，並按當地回族的大姓，改姓馬，名馬海德。
馬海德與周蘇菲相交，始自醫生與病人的關係。當時蘇菲是魯藝學員，馬海德是校醫。多年後，蘇菲這樣回憶兩人相交的過程：
我到了陝北以後很不爭氣，氣候不服、水土不服，重感冒，發高燒，鼻子不通，就找到馬大夫。……他給我開了藥，……不知道從哪找到一個信紙，歪歪扭扭寫了幾個中國字，希望你趕快恢複健康，這個藥是怎樣用，而且信紙我記得最清楚了，有格子的，底下還有兩個蝴蝶，這在延安，天呀，從哪兒找到這樣的信紙。
當時蘇菲不知道，馬海德從見到她的第一眼起，就看上了她，並頻頻向她發出邀請。但兩人的交往，卻遭蘇菲其他幾位女友反對。蘇菲回憶：
雖然延安是革命根據地，但是意識裏頭殘留的對異國婚姻總還是有一些偏見的。我有4個朋友，還有一個表姐在延安，她們堅決反對，說怎麼能跟一個外國人結婚呢？……因為我們那時候結婚都是要報告組織批準，組織也要進行調查，差不多延安的青年人都有一份曆史檔案，組織上已經是掌握的，……外國人上哪調查去，所以特別反對。
馬海德與蘇菲的交往出現轉機，是在魯藝的一次交誼舞會上。朱鴻召在《延安日常生活中的曆史》中記述：
文學係第二期學員蘇菲，是魯藝的“校花”。1940年大年除夕在魯藝大禮堂的舞會上，大鼻子醫生馬海德勇敢地邀請她跳舞。她拒絕說不會，他堅持要教她，這樣就牽上了她的纖纖玉手，並且整個晚會上就沒有放下過。
巧合的是，晚會當夜，與蘇菲同窯洞的一位女同事臨產了，人們要蘇菲出麵去請馬大夫。但馬海德是性病及麻風病專家，對接生並不在行。朱鴻召在書中記述：
他說自己不是婦科醫生，但還是跟著蘇菲就跑過來了。到清晨，孩子順利地降生了。蘇菲請馬大夫回去休息，他卻說：“天氣那麼好，我們出去散散步吧！”她同意了。
這次散步，促成了馬海德與蘇菲的跨國戀情，卻引來魯藝男學員們的集體抗議。蘇菲記得，那時每到周末，老幹部們都要派警衛員去接自己的愛人，一般都是兩匹馬，警衛員騎一匹，後麵牽一匹給老幹部的愛人坐。但馬海德每到周末，隻騎一匹馬，親自到魯藝門口去接蘇菲。蘇菲回憶：
我們魯藝很多男同誌特別的生氣，一般魯藝的女孩子都是在魯藝內找對象。他們看到一個外國人來接他的夫人，都特別的生氣，後來有一次作家袁文津見到我就說，那時候恨不得要揍他一頓。
朱鴻召則在《延安日常生活中的曆史》中這樣描述：
魯藝不少男生眼睜睜地看著外國大鼻子摘走了自己的校花，作為“報複”，此後好幾個周末的傍晚，他們躲藏在魯藝校門口的坡地裏，等馬海德來接蘇菲的時候，大喝一聲：“誰接走蘇菲，留下買路錢！”就衝上來，攔住馬，翻出他口袋裏的香煙和零錢。
馬海德與周蘇菲舉辦婚禮時，毛澤東等中共領袖親自到賀。但蘇菲的幾個女友因不看好他們的婚姻，拒絕參加。而結婚當天晚上，蘇菲也對自己的這段跨國姻緣產生了懷疑。她回憶：
結婚那天晚上，不知道怎麼突然冷靜下來了。冷靜下來以後，到底是對還是不對呀？已經上床了，還在考慮這個，就哭了，反悔也不行了，已經在一個窯洞裏了，你說怎麼辦呢？
蘇菲這樣回憶當時馬海德對她的安慰：
親愛的，你現在還自由呢，我沒有碰你，我也沒有把你怎麼的。你如果後悔了，我們現在就可以分開。但你一定不要哭，千萬求你不要哭了。
盡管如此，兩人的婚姻仍持續了近半個世紀。進北京後，馬海德仍按陝北的叫法，管蘇菲叫“妹子”，直到1988年，馬海德於北京辭世。
也許是因交誼舞結緣，晚年的馬海德夫婦仍時常現身舞會。這也成了他們相守到最後的真實寫照。
馬海德在延安時，與作曲家鄭律成相交深厚。他因發不好“鄭律成”三字的聲音，幹脆稱其為“啊，延安”。這源於鄭律成創作的《延安頌》。
鄭律成是朝鮮人，投奔延安後創作了大量歌曲。其中《延安頌》，以及後來被定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歌》的《八路軍進行曲》等，被廣為傳唱。
鄭律成在延安與四川姑娘丁雪鬆相戀。兩人的戀情，始自一本書。當時丁雪鬆任延安抗大八大隊女生隊長，鄭律成則在抗大政治部宣傳科任音樂指導。
作家楊聞宇在文章中這樣記述兩人的交往：
一天，丁雪鬆回到自己的窯洞，眼睛忽然一亮，驚訝地看到全屋收拾一新，窗台上放著一瓶盛開的馬蘭花，桌上放著一本包著皮兒的書。翻開書的扉頁，是《安娜·卡列尼娜》。送書人署名：鄭律成。
鄭律成與丁雪鬆於1942年在延安成婚。抗戰勝利後，夫妻倆曾共赴朝鮮。新中國成立後，鄭律成加入中國國籍；夫人丁雪鬆後來出任中國駐荷蘭、丹麥大使，成為新中國第一位女大使。
（選自《史客1202》/薩蘇 主編/金城出版社/2012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