竇超很直接地承認自己“是主觀的”，而他覺得這種主觀性是人們願意聽他說車的理由。不是板正的播音腔，不是不偏不倚、貌似中立的態度，而是一個人在活色生香地描述他的體驗和感受。其實這恰恰也是音頻平台最看中這些主播們的地方。“他們的聲音不是專業的，但聲音背後的那個人卻很鮮活，把他的感受、知識麵、經曆和對資訊的整合能力都放進去，這裏麵就有場景和其他的東西在。在聲音裏加上場景素材，就能打動更多的人。”魏雷說。
“我們呈現的狀態，就是因為工作、生活變化而想去呈現的東西。做播客的人不是帶著壓力來做的，不是說我們一定要怎麼樣。你表達你內心的時候，可不就是你是什麼樣，節目就是什麼樣嗎？”何淼覺得，做了10年的“播客”，節目已經深深地和自己的成長狀態融合在一起了，“這也是播客受歡迎最主要的原因，播客們真實地反映自己內心生活的變化”。在某種意義上，這些平台不僅是播客們展示自己的平台，還隨著時間的遊走，變成了“記錄自己”的平台。
價值
2014年7月，竇超辭掉了工作，和他的朋友杭誌方成立了一個工作室。杭誌方覺得不到半年時間，節目發展得這麼紅火，未來或許是可以花心思去經營的事業，於是擔負起了工作室錄音之外的種種瑣事，竇超則投入全部心思在內容生產上。一個起於興趣的小小嚐試，開始變得有了經營，有了規劃，時間之短，變化之快，都是之前並沒有想象的。“那時候竇超手裏有4個私人微信號，每個5000好友的上限都滿了，每天的留言有1000多條，根本看不過來，別人發給他的信息，有時候一個星期都來不及回複。”杭誌方說，“工作室成立之後，我們慢慢地做一些清理，把私人賬號關閉，跟人解釋清楚，開始經營我們的微信公眾號，現在有了將近2萬的訂閱量，同時我們也做了網站。”按照杭誌方的規劃，他們逐漸地嚐試著多種渠道發展，不再僅僅依賴於喜馬拉雅的平台。
比起“百車全說”，在網絡音頻業務還沒有飛速發展的時代就創立的糖蒜廣播，真正開始比較“正規化的運轉”是在2011年。何淼和搭檔在方家胡同租了一間小辦公室，最開始何淼是想在這裏幹自己的設計老本行，然而到了2012年，設計的工作全部停掉了，工作室用來專門做糖蒜廣播。他想通過從個體到公司化運營來獲得一些提升的空間，但另一方麵對於未來的發展並沒有很大的野心。他覺得在中國做脫口秀，整體沒有進入到商業化的程度中，甚至“很多人並不想要做到商業化的程度。隻是當你做的時間長了以後，它會牽扯到你特別多的精力，說不定還會幹擾你的生活。這時大家就會想，如果這能掙點錢就好了。我覺得逐漸發展到下一個階段時，進入這個行業的人可能目的性就更明確一些”。
喜馬拉雅已經有了比較成熟的商業化運作模式，平台自身和主播主要還是通過廣告來獲得利潤，甚至有數十位音頻自媒體主播借此獲得了數百萬的收入。“我們致力於為主播和品牌方提供一個自助對接的廣告係統，同時滿足雙方需求。”嶽亭說，這對平台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一步，而主播們借此也可以獲得自己選擇的權利。“我們會吸引和尋找與主播節目調性一致的商業合作夥伴。為他們提供更多的盈利可能。”
但是有些主播會對廣告采取拒絕的態度。在人們選擇變得多樣，同時也變得苛刻，並且有了自由便利地表達意見的平台上，廣告的植入往往會很影響節目的效果。“百車全說”最早也接受過汽車廠商的廣告。“本來說好了不會幹涉我們節目中說車的內容，但實際上他們有很多要求，這個缺點不能說，那個優點要怎麼說。結果那期節目出來後反響就很差，很多人指責廣告的意圖太明顯了，不是他們想要聽的內容。”杭誌方說，從此以後，去年10月份起，他們決定凡是汽車廠商和經銷商的廣告一律不接。在他給“百車全說”規劃的運轉模式中，價值的變現不要依靠廣告，而是靠節目。他把可能盈利的途徑分為了三種：“一種是我們給一些汽車服務業的公司做節目，他們會付費給我們，這些節目就隻會在這些公司的網站、公眾號上麵播出。第二種是我們把節目出售給地方電台。”第三種是節目的衍生服務，他計劃經由公眾號的平台給聽眾提供幫助買車的服務。“他們有什麼具體的問題、疑惑，可以找到我們，我們通過視頻、音頻的方式給出針對性很強的建議。”而收費方麵，杭誌方希望發展會員，提供給會員的服務價格則會“相當劃算”。
“中國不像國外有付費聽廣播的習慣，讓人們花錢去聽一個節目，我覺得還是非常難實現的。因此收入模式主要是兩種，除了像傳統媒體的廣告之外，第二種就是讓本身的用戶群對你形成了比較‘死忠’的狀態，再引導用戶群進行二次消費，最好的案例就是‘羅輯思維’。”何淼說。在糖蒜廣播裏，他主要還是通過品牌的“軟性植入”，盡量讓廣告變得不那麼讓人討厭，“把這個東西化解成我們可以表達的生活態度和想說的話”。而竇超覺得杭誌方試圖發展的模式就有點像“羅輯思維”，借助節目聚合的聽眾和影響力，走向另一個天地。“發展會員眾籌，發展個性化的定製服務。”（實習記者王宇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