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來，金玲利用現在租住的房子開了“金玲粉館”，經營米粉熟食生意，做起了老板娘，粉館就在騎士咖啡館的街對麵，與王光明也就有了來往。
王光明說：“好呀，放桌上。”
金玲提著6盆炒粉和2盤鹵菜，用一隻藍子裝著拿上桌麵，一一擺好，說：“王老板，這是你們點的炒粉鹵菜，都齊了，謝謝您的關照。”
王光明遞給金玲一張百元大鈔：“好的好的，給你錢。”
“謝謝王老板。”
“不用不用。”
服務生給在座每個人上了啤酒，王光明說：“各位，我們是白天睡覺、夜間上班的生活方式，工作需要嘛。大家邊吃邊說，古建家你繼續吧。”
古建家喝了一口酒，接著說：“搞房改的時候，省軍區發公函到市委，要求辦證。市裏、區裏都研究了，最後，發給了房產證，算房改房，沒有國土證。媽呀，就憑著老紅軍的出身，620平方米的房子呀，不用私人出一分錢！按這次征地拆遷的政策標準計算起來，他們家僅僅房屋建築就能得到300多萬元的征收款，還有2300平方米的土地要另外計算。”
大家紛紛搖頭歎息。
李忠自嘲道：“唉，悲劇呀，我的爺爺當年是國軍的團長。”
古建家：“不說那些沒用的啦。問題是，‘紅三代’後來說那房子太舊，要異地重建，政府就給他們家另外批了一塊雙倍標準的宅基地，地址離相水河不遠。10年前他們在那裏建了新房子，但依然住在舊宅院。巧的是，他們的新宅院，也在‘光輝歲月’項目用地範圍。新宅院占地700平方，建築400平方，兩證齊全，按政策標準補償費270萬，‘紅三代’要價580萬。”
王光明接著說：“政府方麵反複研究了‘紅三代’家裏的情況，定了兩條原則：一是，他家的老宅院屬於曆史遺留問題，裏麵還有政治因素，所以房屋建築部分可以按政策標準補償，但土地部分隻能按標準的50%補償。二是，他家的新宅院隻能按政策標準補償，不能突破。”
黃健邊吃邊問：“這個‘紅三代’的父親呢？‘紅二代’是什麼態度？”
古建家：“他的父親是個老頑童性格的人，每天打門球，或者釣魚，逢人就說鄉村好，極力反對城市化。他對拆遷補償問題不是很計較，主要是懷舊心理重，他的態度是口頭上抵製，行動上模糊，說不清楚。”
李忠喝了一大口啤酒：“好！這就是要害所在，也是我們的目標所在。我分析啊，他們家裏，在老宅院的拆遷問題上，應該是由‘紅二代’拿主導意見，因為他是長輩呀。至於新宅院，兩證辦在了‘紅三代’潘紅軍的名下，肯定就會以潘紅軍的意見為主。所以，我們的策略應該是，用軟手段做通‘紅二代’的工作，先拆老宅院，打開缺口，全麵突破。”
王光明：“這種分析是不錯，問題是我們沒有跟他‘紅二代’對話交流的機會呀。既有利益衝突，中間又隔著代溝，怎麼會坐在一起呢？”
大家沉默了一陣。
黃健歎了一口氣：“唉，這軟手段的活，我可不擅長啊。要我說，拆遷應該從容易的做起，先把那些隨大流的、兩麵派的、看風頭的，全都一窩蜂趕走，造成不走不行的大形勢，讓那些釘子戶被孤立起來，成不了氣候，拆遷也就順風順水了。”
古建家：“那難說啊，隻要領頭的釘子戶沒搬，其他人就會向他看齊、聽他指揮，形成群體意識，阻力巨大，稍不留心，還容易造成對抗性的衝突事件。若是引來了媒體的關注啊，後果就更難預料。”
王光明：“你們兩個的意見都有道理，角度不同嘛，目標一致。李忠，你那邊調查的情況怎麼樣？說說有什麼難點吧。”
李忠：“我這邊掌握的情況，歸納起來主要就是三個難點：一是，有一家釘子戶，他的老娘患有間歇性的精神病，稍有動靜就發作，一發作就拿菜刀砍人，見誰砍誰，他自己家裏已經有兩個人被砍過。二是，還有一戶人家，兄弟三人正在為房子的繼承權問題打官司，官司程序還沒完，拆遷的事就被擱置起來了。三是，全省聞名的東方藝術學院，現在租用的舊小學校園在拆遷範圍。市委宣傳部直接幹預了，說是要區政府想辦法解決東方藝院的搬遷問題，找到合適的新校址之後才能搬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