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中美關係異常密切，而一進入2010年，情勢就急轉直下，中美之間齟齬多生，讓世人擔憂。中美關係到底怎麼啦？是滑出了預定軌道，還是正常運行中的波動？
“倒振蕩期”事出有因
自中美建交以來，每當美國白宮“換黨”之時，中美關係都會出現一個或長或短的“振蕩期”。1981年共和黨裏根政府取代民主黨卡特政府，1993年民主黨克林頓政府取代共和黨(老)布什政府，2001年共和黨布什政府取代克林頓政府，中美關係都出現了倒退，然後又慢慢恢複正常，甚至比過去更好。出現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在於美國的政治文化和選舉政治。每到大選之時，在野黨都會極力攻擊執政黨的政策，包括對外政策。對華政策就是重點攻擊對象。由於在美國社會中普遍存在著“反共產主義”的政治文化，再加上政客們的誘導，使得許多公眾對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存有著偏見，甚至是敵意。在大選時攻擊中國很容易撈到選票。裏根、克林頓、布什在競選時都用過這一招。而他們贏得選舉上台後，不可能馬上食掉競選時的諾言，於是會采取較強硬的對華政策，進而導致中美關係倒退。待其認識到美國需要中國時，便逐步修複、發展中美關係。這幾乎成了一個規律。
然而，民主黨人奧巴馬上台後，中美關係並未像以往那樣因白宮“換黨”而出現“振蕩期”，反倒更加密切。希拉裏訪華提出要與中國“同舟共濟”，奧巴馬提出要使中美關係更“積極、合作、全麵”；兩國成功舉行首輪戰略與經濟對話，成果卓著；奧巴馬訪華，兩國發表首份“聯合聲明”，提出“建立和深化雙邊戰略互信”；美國智庫還提出要建立“中美兩國集團”，引來其他大國的妒意和擔憂……
可是，距奧巴馬訪華才不到兩個月，中美雙方就在售台武器、會見達賴、穀歌事件、人民幣彙率、人權狀況等諸多問題上爭吵不休，甚至還停止了部分軍事合作項目，這不禁讓人擔心，中美關係會不會失控？有沒有可能滑向新的冷戰？
如果還用“振蕩期”來形容奧巴馬上台以來的中美關係的話，那是一個“倒振蕩期”，即先升後降，而不是像以往那樣先降後升。
為什麼會出現“倒振蕩期”？
主要是形勢使然。明眼人都清楚，奧巴馬政府上台之初之所以那樣積極發展對華關係，是因為它有求於中國。始於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在2009年成為美國要應對的頭等大事，而在應對金融危機上，作為美國最大債權同的中國，自然是絕對不可替代的合作對象。此外，奧巴馬高舉應對氣候變化大旗，試圖將該領域的領導權從歐盟手中奪過來，而既是最大溫室氣體排放國又在節能減排、履行《京都議定書》所規定的義務上表現良好的中國，自然也是美國要尋求合作的重要對象：再者，反恐、防止核擴散等許多原有安全問題也需要中國合作。美國對中國合作的需求，構成了2009年中美蜜月的基本動因。從中國方麵來說，自1979年啟動改革開放始，就一直尋求有一個穩定良好的中美關係，自然會積極配合奧巴馬政府發展“積極合作全麵”雙邊關係的努力。
然而，進人2010年後，美國自認為金融危機這頭猛獸已被馴服，對中國合作的需求自然也隨之減弱。在應對氣候變化上，中美雖然在哥本哈根有合作，但是美國並未實現預期的要主導會議進程的目的，而且奧巴馬還被認為在會議期間受到“基礎四國”(中國、印度、巴西、南非)的冷落。再說，應對氣候變化並不像應對金融危機那樣緊迫。其他安全問題也如此。拿反恐來說，布什打了八年都未見分曉，奧巴馬也不可能在短期內告捷。他對此恐怕心知肚明。既然對中國合作的需求度大減，蜜月自然也就告終。
當然，蜜月期結束得如此之快，確實有些出人預料，這種“過山車”式的變化，在相當大程度上與美國的實用主義外交和國內政治特性有關。
美國是實用主義的發源地，而且實用主義是唯一在美國土生土長的哲學流派，因此對美國內政特別是外交有巨大影響。英國史學家法蘭克爾對實用主義在外交上的運用效果做過這樣的解釋：“實用主義幫助政策的製定者有可能保持最大的靈活性，避免由於意識形態的承諾而超過限度，把外交努力集中在特定的利益上，承認嚴酷的現實。”這完全適用於美國對華政策。美國雖然不喜歡共產黨領導的中國，更不願意看到中國崛起，但是卻能客觀麵對中國崛起這個現實。然而，正如美國著名戰略專家羅伯特·羅斯對實用主義影響下的美國對外政策所評價的：“言論和實踐往往是互相衝突的；政策不斷變化；諾言不算數；人家的好處不久就忘記了。”奧巴馬政府的對華政策就是這樣。當它需要中國時，可以做出很多承諾，包括要同中國“建立和深化戰略互信”，而且在同中方打交道時表現得非常謙恭、溫和。一旦覺著對中國的合作需求不那麼緊迫了時，政策很快就變，“諾言不算數”，“人家的好處不久就忘記了”。就拿對台售武來說，不管是誰批的項目，也不管出售的武器性能如何，隻要是出售，哪怕是一杆槍、一顆子彈，那都是對中國主權的不尊重，而台灣問題一直是檢驗美國對華戰略信任的一塊試金石。美國對中國所持的立場早就清楚，然而，美國還是在這個問題上製造摩擦。這種實用主義外交，加劇了“倒振蕩期”，使得人們感到中美關係的“反差”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