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學者沃倫·本尼斯(Warren Bennis)曾明確指出，“在全球範圍內，人類麵臨著三個格外嚴重的威脅：核事故或核戰爭毀滅世界的威脅，艾滋病大流行的威脅，生態災難的威脅。這些威脅引出了第四個威脅：解決這些危機的領導力失敗。盡管核浩劫、艾滋病和生態災難都是嚴重的問題，但是在很多方麵，領導力的失敗更緊迫、更危急。沒有成功的領導者，或者對領導力失敗的問題認識不足，我們麵臨的所有其他問題就都得不到解決。”顯然，解決國際事務中的領導力不足，甚或領導力失敗問題已成為極緊迫的課題了。
國際領導力的內涵及基本構成
借鑒管理學對領導力的理解和界定，我們可以將國際關係中的領導力概念做如下定義：國際領導力不是在國際事務中搞高高在上的指揮，或以強大的力量優勢謀求對他者的支配，而是將自己視為由平等的世界各國組成的全球團隊中具有引領力量的主要成員之一，通過自身在國際事務中勇於擔當、凝聚共識、解決問題、實現共贏的良好表現而贏得對他者的影響力和說服力。與管理學類似，檢驗國際領導力的基本標準是能否讓他者在行為取向、目標追求、價值觀念、能力水平、行事風格等方麵產生義務感、信任感、認同感和必要的依賴感。
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在《注定要領導》一書中將國家在國際事務中的實力一分為二，以軍事征服能力為核心的是“硬實力”，以文化、意識形態和製度為基礎的是“軟實力”。如果同時從硬和軟兩個層麵考察，那麼國際領導力更多的是基於軟實力的影響、感染和說服，而不是依靠硬實力的支配、強製和威懾。筆者認為，國際領導力的基本構成包括政治影響力、經濟發展力、文化感染力和國格魅力等強調軟性說服的四個要素。
政治影響力。商務印書館的《現代漢語詞典》對“影響”的基本解釋是“對別人的思想或行動起作用”。顯然，“影響”的基本要義是“垂範”，而非強製。政治影響力的要義也應當是“垂範”，從而與軍事上的暴力征服、經濟上的利益交易、文化上的交流取補等互動方式區分開來。美國學者戴維·辛格將國家間的影響與反影響視為國際體係的一個主要特征。他認為國際影響力的決定性要素是“3P”，即：認知(perception)，即辨識不同關係的重要性，選擇影響的對象國，認知對象國的當前行為。國家對相互依賴和衝突一合作的認知決定了它會努力去影響誰，也決定了它施加影響的方式，以及影響成敗的可能性。從實際情況看，國家傾向於將影響的努力集中於那些與之處於高度競爭性和衝突性關係的國家，而較少注意那些關係友好和可以忽略的國家。預測(predictions)，指對潛在的被影響者未來行為的預期。偏好(preferences)，指影響者針對被影響者未來行為所持有的偏好，想要被影響者做什麼、不做什麼。
一般而言，一國在國際關係中的政治影響力主要取決於其資源、戰略、對象和目的等因素。如果一國的政治資源量大質優，既有強大的綜合國力，又在主要國際組織中處於核心地位，其政治影響力就相對較大；如果一國在處理國際交往和國際事務中的政治戰略周密圓潤、張弛有度，能創造瓦利共贏的合作模式，其在國際舞台上的號召力就強，其政治影響力也就相對較大；如果影響對象的範圍不僅限於關係密切的盟友，還能擴及較為疏遠的國家，既能贏得朋友的嘉許，又能得到泛泛之交者的認可，其政治影響力也就較大；如果一國在國際事務中追求利益的方式、手段不僅考慮自己的得失，更照顧到他者的損益，勇於擔當，就能得到更多的認同，其政治影響力也就相對較大。
經濟發展力經濟發展力作為一種引領、帶動世界經濟發展的力量，是國際領導力的物質基礎。一個能為世界、為他者的發展和繁榮提供助力的國家越容易得到認可和尊重，進而培育並發揮自己的國際領導力。戰後美國的馬歇爾計劃就為美國帶來了對西方陣營持續近20年的號召力和有效的領導。另一方麵，如果一國試圖利用自己在經濟上的強大，推行一種損人利己的經濟霸權主義，那麼其國際號召力和領導力非但不能得到，反而會使自己已有的領導力被質疑，號召力被削弱。20世紀70年代後美國的經濟霸權主義就是一種侵蝕領導力的做法，其結果是美國在國際事務中越來越難以得到衷心的呼應和積極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