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國際關係學科誕生以來，國家就一直是國際關係理口論研究者偏愛的對象。20世紀70年代以後，尤其是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不斷加深，非國家行為體的力量和影響不斷擴大。
非國家行為體緣起的國際體係原因
從體係層次來看，非國家行為體的出現及壯大的原因主要有兩個：
首先，非國家行為體的出現是國家為了減輕國際體係無政府狀態的危害而努力的結果。自威斯特伐利亞體係建立以來，主權國家就一直是國際體係中的主要行為體。然而，主權國家之間依靠權力和均勢建立的國際體係，並不能確保國家間的和平。拿破侖戰爭結束後，歐洲協調維持了主權國家間的百年和平。歐洲協調雖然是每隔一段時間就要召開國際會議，但由於沒有固定的組織，也沒有詳細的決策議程和永久性的秘書處，因而不是政府間的國際組織，也不具有非國家行為體的特征，但往往被看成當代國際組織(非國家行為體)的先驅。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國家也是出於減輕國際體係無政府狀態的危害，從而建立起來了國際聯盟。國際聯盟是政府間非國家行為體發展過程中的飛躍，是國際體係中無形的協調機構(歐洲協調)向有固定的組織和機構的有形實體的轉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聯合國的建立也大體如此。這類非國家行為體確實減輕了國際體係無政府狀態的危害。畢竟，它們可以彙聚各國政府的行為預期，提供信息溝通的渠道，改善信息質量和減少信息的不對稱性，降低交易成本，賦予行動和政策的合法性，改變或影響國家的利益偏好，協調和調整各國政府的政策和行動，減少不確定因素，使各國政府對彼此的政策更為敏感。
政府間組織的非國家行為體還具有連帶效應，它們促進了一些非政府行為體的壯大。這類行為體為其他非國家行為體的活動提供了渠道、資金和合法性。1945年春天，在聯盟各國成立聯合國的舊金山會議上，42個非政府組織擔任了官方代表團的顧問，而其餘的240個非國家行為體則是觀察員。政府間的非國家行為體的產生鼓勵了其他非國家行為體的活動。前聯合國秘書長安南對於非國家行為體的作用更是給予了極大的肯定和支持，明確表示，聯合國已進入一個從未有過的大夥伴時代，NCO將和國家、政府間國際組織密切配合，共同推動關涉人類共同利益的全球治理。正如凱姆·雷門所指出的，戰後新的全球性管理機構，如聯合國、世界銀行、跨國組織等，為很多非國家行為體的出現創造了新的國際政治機會和組織起來的動機，她認為“如果我們不把來自上邊的政府、國際組織及其他結構對非國家行為體的積極激勵和推動考慮在內，我們就無法解釋非國家行為體近幾十年來爆炸性的發展”。
其次，非國家行為體的出現是信息技術革命為支撐的經濟全球化的影響。自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經濟全球化有了空前的發展，工業品關稅隨關貿總協定框架內的三大回合(肯尼迪回合、東京回合和烏拉圭回合)談判在世界範圍得到大幅度削減，世貿組織的基本原則限製或抑製了非關稅壁壘、歧視性貿易和單邊貿易報複的反彈和出現，原先以進口替代和保護主義(甚或對外封閉)為基本國策的眾多欠發達國家進而選擇了打開國門的市場化發展道路，前蘇聯和東歐各國的經濟、政治體製急劇變更，證券投資的廣度和深度今非昔比。跨國公司的數目、規模及其在世界經濟中的作用急劇增長，信息技術革命極大地拓寬和加速了跨國(洲)交往。由於經濟全球化帶來許許多多功能領域的變遷，互相依賴增加了幾乎所有國家易受傷害的種類和程度，國際政治要務中間增添了多種類型的新問題。到20世紀90年代時，全球化帶來的無數新問題顯露頭角，如恐怖主義、環境汙染、流行病、自然災害帶來的危害等，任何單個主權國家都無法解決這些新問題。而非國家行為體，它們並不像國家那樣從上而下的行事，而是走民間道路，因而能彌補國家解決能力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