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時政
作者：王長江
承認也好，不承認也好，黨的利益都是一種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客觀存在。
黨作為一個客觀存在的組織機體，一旦運行起來，自然會消耗一部分資源。眾所周知，資源是稀缺的。參與稀缺資源的分配，就不得不麵對利益。舉個例子：黨要活動，就需要有經費。經費多少，對黨開展活動的成效影響甚大。如果黨沒有利益，黨的活動經費算什麼？我們既不可能說黨的活動不需要經費，也不可以說，黨的經費和人民的財產不分彼此，是一回事。又比如，政黨都有自己的目標。實現目標，第一個條件就是執政。執政才能使政黨目標的實現成為可能。從這個意義上說，執政就是政黨最大利益之所在。再比如，作為一個組織，政黨由個人組成，每個個人都有自己的利益。如果說，組合成一個集體後便沒有了利益，就很難說明，這個邏輯過程是怎樣完成的。所以，對這些實實在在存在的東西，不能采用“鴕鳥政策”，要麼視而不見，要麼把它和人民利益混為一談。這樣做沒有任何好處，隻會徒添公眾對執政黨的不信任。而且，與不講利益相關，在執政中也必然不講成本。我們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裏不計成本地搞政治運動，公款消費數額之大乃至現在都令其他許多國家的執政黨咋舌，很大程度上恐怕正和把黨的利益、國家利益、人民利益混淆在一起有關。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也出現了黨內腐敗分子前“腐”後繼，部門利益、既得利益躲藏在“人民利益”、“國家利益”、“整體利益”的大旗下獲得巨大發展空間這種令人擔憂的狀況。分析起來，原因固然複雜，但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們過去對黨的利益問題視若禁區，很少研究，沒有劃清黨的正當利益和這些特殊利益的邊界。
客觀存在的東西，不去研究它，隻會使我們無法認識和把握它的規律性，以致走彎路，付出沉重代價。現實不止一次告訴我們，隻有實事求是地承認黨的利益的存在，才好客觀地研究各種利益之間的關係，特別是研究人民的利益和他的代表者——黨的利益的關係，把黨的利益擺在恰當的位置上。“文化大革命”時期那種不但不承認黨有利益，而且否定一切利益的虛假“高尚”，已經使我們黨吃了太大的虧，其慘痛代價足以使我們時刻牢記。我們不應當在這個問題上再稀裏糊塗地“高尚”下去。
(摘自《學習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