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再造淑女》劇照《再造淑女》男女主人公
《自戀流行病》是近來關於自戀研究的著作中十分熱門的一本。在書中，作者珍·圖溫吉（Jean M.Twnege）與基斯·坎貝爾（W.Keith Campbell）認為，在Facebook、Twitter、Pinterest、Foursquare、Google Plus等社交網絡大爆發的時代裏，自戀主義像流行病一樣蔓延開來，“感染了大量人”。並且，正如疾病一樣，自戀主義也緣於某種病理、通過一定渠道傳播，呈現某種症狀，如果及時防禦和治療，可以像疾病一樣痊愈。
自戀流行病帶來的社會結果是什麼呢？托克維爾的話或許可以提供一種參考：“每個人都隻顧自己的事情，其他所有人的命運與他無關。對他而言，他的孩子和好友構成了全人類。他的世界隻有他自己，隻為自己存在。在這種情況下，他的腦海裏就算還有家庭的觀念，也肯定不再有社會的觀念。”
在把自戀主義當成一種社會和文化現象之前，我們或許應該注意到，“自戀”作為一種臨床研究，有著十分長久的傳統。在弗洛伊德寫出那篇著名的《論自戀》之前，這種研究便開始了——早在1898年，英國人哈弗洛克·埃利斯（Havelock Ellis）已經將“自戀”引入臨床研究。在臨床文獻中，自戀遠不止自我中心的一個比喻。自戀主義作為一種“被拒絕了的愛，作為仇恨回到自我身上”的心理模式，被人們看作是性格紊亂的一個重要因素。折磨這些病人的是“普遍的空虛感和自尊被動搖的感覺”。
“每個時代都有其獨特的病態形式，並用誇張的方式表達出其內在結構。在弗洛伊德的時代，歇斯底裏及無法排遣的神經官能症把資本主義製度發展早期的人的性格特點——物質占有欲——帶到了頂點。而在我們的時代，性格紊亂和精神分裂症一起，引起了越來越多的關注。日趨突出的性格紊亂似乎顯示著性格組織方麵的潛在變化，從以往所謂的內心方向變成了自戀主義。”在《自戀主義文化》中，克裏斯托弗·拉什這樣寫道。
作為“性格疾病”的自戀，呈現出一些共同的特征。它是一種自我迷戀，使人無法理解什麼是自我和自我滿足，什麼不是。表現在日常生活裏，“自戀”是不斷追問：“這個人、這件事對我有什麼意義。”這種詢問往往會在人們尋求自我滿足時提出質疑，從而阻撓這種滿足的實現。這使得自戀者陷入了心理的死循環之中：一方麵，他們迷戀自我需要，另一方麵，他們又在竭力阻礙和否認這種滿足的實現。
與戀人相處的短暫時光也無法擺脫虛擬世界的誘惑，這樣的餐廳景象已成常態
自戀主義者像一座孤島，處於一個自給自足的封閉體係之中。他們對於未來毫無興趣，對於過去也興趣索然。“他覺得很難讓幸福的聯想內在化，也很難創造出許多充滿情愛的回憶並靠它來麵對以後的生活，因為後半輩子即使在最佳條件下也總有著無盡的悲傷和痛苦。”克裏斯托弗·拉什寫道。與此同時，他們對於衰老和死亡有著非理性的恐懼：“對衰老與死亡的非理性恐懼，與自戀主義性格作為當代社會主要性格結構的出現有著密切的關係。因為自戀者自己沒有什麼才智，仰仗他人來證實他的自我意識。他需要眾人來崇拜他的美貌、魅力、名聲或權力，而這都是一些隨時間的流逝而消失的屬性。”拉什認為，當人們對於身後事毫無興趣時，他們就既不想要後代，又渴望永葆青春。
“斷裂”還體現在自戀者與他人的關係之中。科胡特（Kohut）從與外部的關係中探討“自戀”的問題。在《自我的分析》中，他討論“誇大自我”如何與“客體”建立關係，使用了“鏡像移情”的概念。在更為普遍的情況下，人們會傾向於認為，他人是自我的鏡子。而在沉溺於自我的“誇大個體”那裏，他人是鏡中的自我。主體與客體關係變成了一種“鏡像”移情。對於這個自我而言，意義的界限隻延伸到鏡子能反射到的地方——一旦反射失敗、非人格關係出現，意義就消失了。
“自戀”與“真實自我”分離的一個原因，在於在自戀者那裏，“我在做什麼”和“我感覺什麼”處於分離的狀態。奧托·凱恩伯格（Otto Kernberg）在《客體關係的結構性派生物》中寫道，在這種人格類型看來，行動隻有負麵價值，情感色彩才是最重要的。然而，對於他人情感動機的質疑，貶低了他人的行動——由幻想的情感動機為標準來感知他人，人與人之間的實際關係變得冷漠。自戀者感到，重要的不是他們做了什麼，而是他們做這些事情時的情感幻想。在這樣的情況下，“現實變得不合法了”。
人們體認到“自戀”最常見的方法是自省——更多地體察他人，獲取與世界的“真實的聯係”。然而，在每次的“以己度人”之後，自戀者感受到了“不滿足”。表麵上看來，自戀者的自省是一種自我責備的行為，然而，隱藏在其下的潛台詞卻是：“這個世界令我失望。”
一項關於自戀者“深層自我”的研究表明，自戀者往往擁有“低自尊”，隻是這個不高的自我評估，被覆蓋在外表虛假的“高自尊”之下，難以察覺。
在《自戀主義自我》一文中，研究者約書亞·福斯特（Joshua D.Foster）稱：自戀主義有三個基本元素：積極的自我（往往呈現為自我膨脹、自我中心與成功導向）；對溫暖和體貼的人際交互關係缺乏興趣；以及自我控製的策略——自戀者花費巨大的精力和努力，以使自己看起來積極、特別、成功和重要。在某種程度上，這種“形象控製”猶如一種現代意義上的苦刑：為了呈現出“理想的自我”，自戀者不得不放棄許多真情實感。
理查德·桑內特認為：“自戀是當今時代的新教倫理。”在其著作《公共人的衰落》中，桑內特稱，“自戀”是禁欲的——其禁欲特征表現在妨礙情感：“情感變得更加內向了。”由於害怕將情感客體化，害怕露出情感的蛛絲馬跡，自戀者在向他人呈現自己情感時注定失敗，並將這種失敗歸咎於他人。在自戀的影響下，情感變成了一種威脅，於是人們對自己的情感遮遮掩掩。達爾文說，“情感流露不在意識的控製範圍之內”——而自戀者的做法將這種不自覺意識的流露，推向了邏輯的極端。隱藏在自戀人格背後的，是一種秘而不宣的信念：其他人與其他事物永遠不夠好。與此同時，他們通過否定自己在具體經驗中的快樂，來表明自己是怎樣的一個人。
自戀催生了兩種“情感衍生症”：閉合恐懼症和空虛。期望值不斷提升，導致當前的行為無法讓人滿足，這是一種“閉合”的表現。在這個閉合的空間裏，交談帶上了自白的特征。而在自戀導致的另一特征“空虛”中，自我存在之外的真實事物觀點被徹底駁倒——自戀式情感的問題在於，它必須是一種持續的主觀狀態。“因為我是空虛的，因而我身邊沒有真實的事物。”
理查德·桑內特將“遊戲”引入了“自戀”的討論。在他看來，“遊戲”與“自戀”，是兩種對立關係。自戀是一種禁欲式的活動，而遊戲則與之相反，會給人們帶來修改規則的樂趣。然而，在“自戀”為倫理的時代裏，人與社會的關係被視為“自我啟示”的一種形式，變得異常嚴肅起來了。人們認為，他們的社會地位是個人能力的一種反映，並為自己遭受的不公責備自己。
“一個社會隻要調動了自戀，就會被一種表達原則所控製，這種原則與‘遊戲’背道而馳。在這樣的社會中，表達技巧和套路自然會受到質疑。”理查德·桑內特寫道，“這個社會造成的後果，是文化工具的毀滅。在毀滅這些東西的時候，它扛起一麵旗幟，宣稱要廢除人與人之間的障礙，使人與人更加親密。然而，它隻會將社會的統治結構，照本宣科地搬進人們心裏。”
自戀者的自我呈現：越自戀，越成功
讓我們再回到自戀主義的源頭，那個人盡皆知的希臘故事。自我迷戀妨礙了那喀索斯的自我認識，並導致了他的死——他在自我中溺亡，這種“自我”，並非“真實自我”，而是一種歪曲鏡像和混亂狀態。這個古老故事的寓意在哪裏呢？它告誡我們，通過自我形象對外部世界做出反應，是一種愚蠢的行為；將虛擬對象誤認為是真實存在自我是一種危險的觀念——而這樣的危險，是我們每天經曆的日常真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