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人很容易形成錯誤的第一印象，《傲慢與偏見》用整本小說探討了這件事。“二戰”後，所羅門·阿瑟（Solomon Asch）也通過研究發現，人們僅根據有限的線索就對很多事形成結論。社會心理學家蘇珊·費思科和薩利·泰勒用“認知吝嗇”形容人們保留精力、減少認知負擔、使用類型和陳規形成對別人的印象。但是，在今天的數字化時代人們卻公然為自己營造了一層完美的幻象。如今，我們僅根據社交主頁上的更新狀態、霧裏看花般的自拍以及“高大上”的背景圖就形成對一個人的第一印象。簡·奧斯汀時代還有跳舞、聊天、彈琴、荒野散步等社交手段來得到某種真相，但是今天，在修飾過的語言、磨皮後的照片等數字化手段架空了的數字化印象後，我們是否永遠無法對別人、甚至對自我形成正確的認識？
“印象駕馭理論”之父歐文·高夫曼（Erving Goffman）相信，每個人都會在表達自我的過程中，采取他們所認為的與環境相符的策略，而動機是這其中的關鍵因素。你可能想讓別人喜歡你、崇拜你、羨慕你，於是你有意捏造了一些表達。在數字化生活中，我們在設法給他人留下某種印象的過程中，投入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隨著人們對各種數字手段的純熟，表達自我的技巧也隨之提高。盡管我們獲得的回報也許是虛擬的、曇花一現的，但正是這種虛擬和曇花一現成為自戀者主要的精神養料。正如高夫曼很早以前就預言的那樣，這種數字化競爭是一種“潛在的信息競賽，是隱藏、發現、錯誤呈現和重新發現的無限循環”。
霍琦茲在《自戀》中說，最初對於自我的認識來源於他人對於自己的看法。於是，自戀的另一表現就是過度在乎別人對自己的看法。今天，科技手段的“量化”讓我們能更明確別人對我們的關注程度，從而更易陷進“自戀”的漩渦。當你走在路上，一個回頭率或許是抽象的、不確定的、輕飄飄的，但社交媒體上的點讚和評論，卻是實實在在的“網絡回頭率”。同時，軟件工具為我們提供了各種追蹤信息，比如對點擊量的統計、用各種曲線圖顯示的訪問高峰期和用戶比例分析等。於是我們在社交媒體上分享個人生活的一切內容，甚至不怕泄露自己的隱私。但是，也如暢銷書作家丹·布朗在《天使與魔鬼》中所說，在這個飛速發展而失去控製的世界裏，不完美但卻率直的靈魂因渴望尋求同情之聲而產生一種手足之情。經營社交媒體，某種程度上也是人性尋求另一種人性的認同。但有時，要分清幻覺與真實，可以在真實生活中大膽尋求這種“認同”，而不是畏縮地躲在主頁後，將任何曇花一現的數字點讚當作真正的“手足之情”。
“數字化自戀”的最大危害莫過於對自我的傷害。克裏斯托弗·拉什（Christopher Lasch）在《自戀主義文化》這本書中說，自戀主義者對未來毫無興趣，對過去也興味索然。自戀者覺得很難讓幸福的聯想內在化，也很難創造出許多充滿情愛的回憶並靠它來麵對以後的生活，因為後半輩子即使在最佳條件下也總有著無盡的痛苦和悲傷。因此，很多自戀主義者也容易產生自殺的傾向。最近英國有一則新聞，一個19歲的男孩因為無法拍出一張完美的Selfie而試圖自殺，就實實在在凸顯了這種“數字化自戀”對我們現實生活的危害。
“數字化自戀”另一方麵來源於對現實的無力感。人們感覺已經無力在現實生活中去真正改變些什麼，於是他們所能做的隻能是更關注自我。
但是，麵對不斷發展的科技，我們難道真的可以為了不讓自己“自戀”，就拒絕使用任何“數字化”手段嗎？答案是否定的。德國技術史家漢斯·迪內爾說，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20年代，越來越多的工程師覺得自己所做的事相當於普羅米修斯盜火。這個比喻在今天同樣適用，火的危險就相當於數字化時代的陰暗麵，然而，誰又能否認火為人類帶來的顛覆性改變呢？正如餘華所說，一位真正的作家永遠為自己的內心寫作。從這種意義上可以認為，所有作家都是自戀的。由此可知，所謂“數字化自戀”也許並不一定是一件壞事，關鍵是膚淺與深刻、借口與創造力之分。好的自戀有可能形成流傳千古的文藝之作，但流於膚淺，則會淪為一個年老色衰的“舞會皇後”。年輕美貌流逝之後，誰還會愛自戀自私的你呢？
“在水晶吊燈間晃蕩的派對女孩”，是已經被停播的美劇Selfie中的女主角喝醉、被喜歡的人拒絕後淒楚地唱出的一句歌詞，多多少少表達了現今“數字化自戀”的心態。其實，無論這場“數字化自戀”是盛宴還是迷思，都不重要。關鍵是我們要明白，希望自己“更完美”的想法沒有任何錯誤，隻是不要自欺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