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話語中狂歡
觀點
作者：梅雪風
一
“鄧超的《分手大師》要公映了。我看了後愕然。一個不缺名不缺利的年輕影星，為什麼要做出如此下作卑賤的事？如果說《小時代》遭到境內外所有隻要有一點良知的人的唾棄，那麼這部東西隻要是正常人就會感到惡心。孫儷，你不能管管鄧超嗎？他這麼玩電影在糟踐誰？這就是國產電影要的繁榮？”
知名小說家陸天明在微博上發射了一顆重炮。
由於還沒看這部電影，我們難以評判陸天明的對錯，但這倒是說明了中國電影圈價值觀的混亂。無論是郭敬明的《小時代》，還是這一部《分手大師》，顯然，它們在討好一部分人的時候，又嚴重冒犯了另一群人。
聽聽鄧超對於自己影片的評述：“我喜歡喜劇，骨子裏住著一個小賤人，關了很多年，終於可以出來四處嚇人了。”我們大致可以推斷出陸天明惱怒的理由。
從某種程度來說，這是物質崇拜和精神至上這兩種教派的對抗，是享樂主義與苦行主義的角力。這並不是一個理想主義的年代，理想主義的年代，會天然地相信苦行相信道德，為了到達一個超越現在的世界，為了到達彼岸，人們情願用辛勞去交換。而非理想主義時代，由於缺乏偉大目標，欲望本身成了最大的事情，肉身成為最大的樂土，滿足欲望本身成了最大的美德。
而陸天明的不滿，則是一個曾經企圖改天換地時代對於一個隻滿足於消費時代的痛心疾首，這當然合理。但話又得兩說，粗鄙是可恥的，但強迫別人高雅更可恥。因為粗鄙雖然讓人不爽，但它並沒有什麼害處，而強迫高尚，卻有著無法盡述的惡劣後果。
簡單來說，價值觀當然是電影的評判標準之一，但價值觀不應該是唯一標準，也不應是最大標準。不然，你該如何評判雷芬斯塔爾的《意誌的勝利》。要知道，高尚雖然可以通向天國，但粗鄙甚至是“下流”，才會有最大的活力，而活力是醞釀藝術的最好材料。
二
“過分強調‘走出去’就是文化上的自卑與弱勢心理，我就拍一部中國觀眾愛看的電影就行了，這又怎麼 了？”
徐崢在上海電影節的一個論壇上如是說。
這個言論顯然很符合中國大崛起的背景，因為不經意間發現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電影市場，曾經馮小剛的《甲方乙方》票房3000萬就成了當年的票房冠軍，而僅在20年之後，單片的票房就能超過10億，而將於明年公映的電影《鬼吹燈》則喊出了20億的口號。我們似乎沒有理由不重拾自信，輕裝前進。
而且過去我們確實過於看重國外的承認。曾經，我們能否在藝術上成功，得看戛納、柏林、威尼斯的臉色，這順帶著一票不知名的電影節也跟著身價水漲船高，成為各路電影人塗脂抹粉的工具。而成龍、李連傑、李小龍之所以成為高別人一等的娛樂英雄，在於他們能夠在世界範圍內特別是歐美的電影院裏放映，這讓他們成為全體中國人的精神替身，代替他們接受老外們的朝拜。而這確實代表了我們的自卑，問題是，雖然自卑是種不好的情緒，但我們自卑錯了麼？未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