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動的藝術表現：對曆史文化的豐潤表達
《昆侖關大戰》應該能喚起人們的思考，評論家蘇桂寧認為這部作品屬於“觸動型”，用現代坐標關照曆史事件，具有厚重感和震撼力，不失為新時期廣西報告文學創作的新收獲。他認為，從人類文明發展的整體利益審視戰爭，從中發掘人類精神的內涵，展示人類的優勢和弱點，“自然地流露出對祖國的感情，但又不局限於狹隘的仇恨。把它放到全民族的整體利益中去把握，麥展穗先生發掘了這段不應該被忘記的曆史。”
“昆侖關戰役發生在廣西，作為廣西人，有責任去表現抗戰的曆史。寫曆史，更重要的是關注現實。”《昆侖關大戰》中人物的描寫占了相當大的篇幅，這正是其獨到的精彩之處。文中將戰爭置於廣闊的國內外背景，對於國民黨將領、日軍將領、中日雙方高級領導人甚至普通的日本軍人也不惜筆墨。麥展穗說：“避免臉譜化而不至於膚淺，不是為寫曆史而寫，追求的是一種精神境界。抗戰是中華民族的抗戰，中日兩國人民都是戰爭受害者。”
著名評論家李運摶曾這樣說：“報告文學與文化聯姻，是一種特殊的時代現象和時代需要。從創作實踐而非從理論條條出發，我們就不能不承認：報告文學和文化聯姻，不但給中國當代報告文學帶來了事實上的巨大生命活力，取得了重大成果，而且還必須如此”。從這個層麵，不得不承認，《昆侖關大戰》取得了較為顯著的成績。
我們再來看《昆侖關大戰》是怎樣將曆史與文化有機連接起來的。首先，我們要談談曆史向度，一般認為就是曆史觀的問題。愚以為，曆史報告文學不僅要重新披露曆史事件的真相，更要通過剖析曆史事件，評判曆史事實，挖掘曆史原因，尋覓曆史與現實之間的內在聯係。那些具有新聞價值的曆史題材，為曆史報告文學提供了廣闊的用武之地。於是報告文學的天地和領域從現實擴展到曆史中，把今昔溝通起來。這一溝通，看起來隻是時間的突破和擴展，但它卻有效地更新和豐富了報告文學的報告時效性和新聞性的內涵。
作為紀實文學，作者麥展穗不拘泥於實錄，而是在占有大量史料的基礎上追求曆史與藝術的有機統一，既符合曆史真實，又做到形象生動，具有強烈的藝術感染力。在描述恢宏的戰爭景觀時，作者巧妙地運用散點透視俯視全局，對中日雙方的最高軍事謀署作了清晰透辟的披露與剖析；又以曆史與民族的眼光，對中日雙方的高層軍事將領作了入木三分的刻畫；更以激越的情懷，描述了在那場驚天地、泣鬼神的大血戰中，中國抗戰軍民的剛毅氣概，忠勇之舉，寫就了震撼心靈的悲愴壯歌。從這個層麵講，該部作品濃鬱的民族情結自然而然呈現在我們麵前。
不得不承認，《昆侖關大戰》還很好地做到曆史性、文獻性、啟示性與文學性的統一。該部作品通過真實報道當年發生在昆侖山的那場有名的戰役，讓讀者從中領悟到曆史與人生的真諦。作品張揚了革命英雄主義，使讀者從中得到了對於中國軍人全新的更全麵的認識，而且還看到許多中國軍人在忍辱負重，百折不撓、九死不悔的鬥爭生活中，表現出來的英雄氣概。這是另一種形式的革命英雄主義，是對原有的革命英雄主義是一種豐富和深化。
史誌體報告文學同其他報告文學一樣，必須具有真實性、文學性和政論性。《昆侖關大戰》無疑做到了這三者的有機結合。作品通過真實描寫中日之間的那場大戰，使它與曆史小說劃清了界限，歸屬到報告文學品種中來。同時，該部作品還具有很強的文學性，運用一切文學手段，將曆史事件寫得環環相扣，具體生動，引人入勝，將曆史人物寫得生動形象，栩栩如生，性格突出。政論性使《昆侖關大戰》與就事論事、為寫曆史而寫曆史劃清了界限，作品以全新的觀點評價曆史事件和曆史人物，作者不時站出來作新穎而獨特的評判，以自己所處時代的眼光去評判，真正實現了現實思考判斷與曆史的真實溝通。
毋庸置疑，細細考察《昆侖關大戰》，認真分析作品所表現出的民族情結，細細體悟作品全新的曆史視角，對於指導我們當前的報告文學創作不僅有益，而且顯得十分必要。當然，《昆侖關大戰》在寫作中還較多地運用了文學語言的表現手法，如敘述、抒情、描寫等，通過對某些典型事件或人物的著力刻畫，用一定的情節性、形象性去說明道理，較具感染力和影響力。整部作品值得更深層次玩味與解讀的地方還有很多。無論如何，我們都有充足的理由認為：作為曆史報告文學作品，《昆侖關大戰》可謂新時期報告文學創作的難得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