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持和平發展戰略麵臨的國際合法性危機
中國對外戰略的合法性為走和平發展道路營造了有利的國際環境，然而，在現行國際體係下，和平發展道路卻麵臨著巨大挑戰。
第一，規則基礎作用不能充分發揮。國際體係由單極化向多極化轉變是一個長期的過程，由單個行為體主導的國際體係，不利於國際規則作用的發揮。一方麵，主導國家在操縱國際規則時，傾向於將本國國家利益轉變為國際社會利益，這可能導致某些規則側重於為少數國家利益服務，而與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利益發生矛盾或脫離。作為堅持和平發展的中國，如何應對將是巨大挑戰。另一方麵，由於國際規則隻有得到相關行為體的承認和遵守才得以存在，所以國際規則除了體現主導國的利益，還要顧及其他國家的接受程度。主導國家在權衡這二者關係時，有可能導致某些規則本身存在矛盾，或者不合時宜的規則製度得不到改進。中國參與國際體係時間不長，沒有足夠的經驗利用國際規則來維護自身利益，而在可預見的時間裏又無法改變世界單極關係的局麵。這種情況下，麵對那些不公平的、矛盾的或不合時宜的國際規則，該如何與他國特別是發達國家之間進行利益調整和分配，這是中國和平發展道路中最可感知的障礙。
第二，價值支撐作用有可能削弱。盡管和平發展戰略的價值取向與人類共同的價值理念達成了一致，但是要將其轉化為國際共識而被更多國家歡迎和接受，麵臨著嚴峻的挑戰。一方麵，近年來的“人權論”、“中國威脅論”以及新自由主義等論調和思潮的散布，會導致國際成員對中國戰略價值取向的認知出現偏差。另一方麵，中國和平發展被“認同是建立在共同價值的基礎之上的”，但是，現今國際共同價值主要體現為西方的主流價值，而中國與西方的價值觀不僅存在著根本差異，且這方麵的對話存在著很大的障礙。另外，國際社會對中國價值觀的解讀還保持著傳統的思維慣性。可見，怎樣消除對中國認知上的偏見，架起價值觀溝通的橋梁，成為中國和平發展的又一個嚴峻的挑戰。處理不當，就會削弱中國的價值理念對和平發展戰略的思想支撐和辯護作用。
第三，功能依托作用有可能降低。美國學者約瑟夫·奈認為，公益使美國實力在他國眼中趨於合法化。這是因為“公益”給他國帶來直接的利益。中國和平發展戰略要合法化，也必須有這種“公益”作為依托，即提供公共產品，然而，在未來的發展中中國可能陷入公共產品供給的困境。一方麵，國際社會極力“熱捧”中國的崛起，特別是近年來的奧運會、神七飛天等重大事件，更足把崛起理念推到了極致。在這種心態下，國際社會期待著其思維中崛起的中國，解決21世紀能源枯竭、南北發展不平衡、金融危機蔓延等全球性問題。他們的期待可能遠遠超出中國所能承受的，因為他們更多關注的是中國總體發展，很難注意到中國特殊國情在很長時間內難以根本改變的現實。這樣，依據中國實際能力進行的國際投入達不到所期待的甚至相差很遠，就會導致他們產生挫折感。另一方麵，隨著進一步發展，中國對能源和資源的需求僅僅依靠本國很難達到滿足，對外依存度大。而當今世界最為稀缺的，也是各國競相爭取的，就是能源、資源。中國境外尋求資源的舉措，可能造成其他國家特別是資源同樣短缺的國家，對中國戰略選擇的認知偏向於“索取多於給予”。凡此種種表明，如何協調國內發展與國際責任、國際供給與汲取之間的關係，對於走和平發展道路的中國，是個極大的挑戰。
綜上所述，從國際合法性的視角來看，21世紀中國走和平發展道路是希望與危機並存。在未來發展進程中，一方麵，要協調國家戰略策略，使其與國際規則達成基本一致，即與世界接軌，適應國際新形勢的戰略調適。另一方麵，價值觀上要體現本民族性與國際性的統一，即堅持中國特色的同時，與國際主流價值相一致。既要堅持“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協和萬邦”、“交相利，兼相愛”等體現中國特色價值理念，又要把“貿易自由”、“平等”、“民主”、“全球治理”“持久和平”等國際共同價值觀納入其中。此外，要努力提高中國綜合發展的能力，以滿足世界對中國的合理要求，同時要學會將這種需求的增長控製在能力範圍之內。隻要能依據國內外的發展變化，抓住機遇，維持、調適或重構和平發展戰略合法性的路徑，迎接挑戰、消除危機，21世紀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是可以實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