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勒是與歌德齊名的德國啟蒙主義文學家，“天真的”詩或小說實際是一種浪漫主義的思想。浪漫主義詩人把詩定義得很崇高，強調藝術天才、創造的獨特性等，把文學藝術家所創造的作品認為是神聖的、崇高的，不可模仿的。“天真的”讀者並不會質疑小說的真實性，笛福在出版《魯濱遜漂流記》的時候，聲稱該小說是一個真實的故事。後來，當他的小說被發現是“謊言”時，他不得不承認其故事的虛構性。而現代小說則更重視小說的形式和技巧，到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興起的結構主義則把人們的視野引向文學作品的內在組成。八十年代以後，後結構主義或解構主義更是研究文本內部令其支離破碎的因素以及作品語言的運作過程與方式，以破除文學作品上的神秘光環。福爾斯的《法國中尉的女人》運用元小說的創作手法，更是打破傳統的現實主義小說的真實性。以往的現實主義小說試圖讓小說裏的故事描述得像真實發生過的一樣，盡管讀者對小說的虛構性心知肚明，但也願意放下這種看法，真誠而天真地去體味小說中的每一個場景，隨著情節的發展而情緒波動，其閱讀過程充滿著滿足感，這也是他們閱讀小說的樂趣所在。而元小說的作者不僅沒有設法保持和強化這種真實的幻覺，反而明明白白地告訴讀者，小說中的事件其實都是“虛構”的，是自己杜撰的。不僅如此，元小說家還會把自己如何虛構的手法和技巧統統“暴露”給讀者。其實自古希臘始，就有把詩認為是“製作”（making）的概念。“詩人”（poet）首先是一位“製作者”（maker）或工匠。亞裏士多德在《詩學》（Poetics）中不厭其煩地討論構成悲劇的各種機製與成分，如修辭、情節等。
帕慕克說自己在三十年前閱讀《論天真的詩和樸素的詩》的時候，也像席勒對歌德發怒一樣，“對上一代土耳其小說家們天真幼稚的風格滿腹牢騷。他們寫起小說來如此輕鬆，從不擔心風格與技巧的各種問題。”[6]帕慕克在年輕的時候對巴爾紮克式天真的小說寫法不屑一顧，他說自己的小說創作受到了福克納、伍爾夫等一批現代作家的影響，帕慕克也一直在追求小說敘述的多樣性之路上探索。《我的名字叫紅》以有限的多角度第一人稱視角敘事的模式，運用不同視角的轉換，視角模式以及不同視角敘事的係統性形成了其在敘事中的獨特風格。《白色城堡》采用了第一人稱回顧性敘述視角。在《雪》中帕慕克使用了萬花筒式的視角，大部分內容接近於全知敘述，然後開始使用第三人稱有限敘述，最後又用第一人稱奧爾罕的敘述結束，敘述角度更是複雜多樣。“現在，在經曆了三十五年的小說創作曆險之後，我願意繼續以身說法，並且努力是說服自己相信，在內心找到了天真小說家和感傷小說家之間的平衡。”[7]《純真博物館》一個看似極具現實主義特色的小說卻很好地平衡了真實與虛構之間的關係，是虛構的也是真實的，是“天真的”也是“感傷的”。（作者單位：天津師範大學）
參考文獻：
[1] [2][3][4][5]奧爾罕·帕慕克.《純真博物館》，陳竹冰譯，[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版。
[6] [7]奧爾罕·帕慕克.《天真的和感傷的小說家》，彭發勝譯，[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版。
作者簡介：吳林蔓，文學碩士，研究方向：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