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布爾迪厄認為，電視降低了外行人進入某個專業領域的“入場權”，因此他認為有專業資本的專業人士有責任出場掌握傳播條件與新聞場的幹預展開鬥爭。
三、《關於電視》的研究路徑
他在書的前言中對他進行這一電視講座的目的談到：
“我是想作一嚐試，突破法蘭西公學院的限製，麵向普通聽眾。我確實認為，電視通過各種機製，對藝術、文學、科學、哲學、法律等文化生產的諸領域形成了巨大的危險。”
由此可以看出，布爾迪厄的目的在於向普遍公眾揭示電視這一大眾媒介的“危險”之處。為了達到這一目的，他選擇了分析電視的運作機製（從大的範疇上看屬於對媒介生產領域的研究）作為分析的路徑來對電視的“危險”進行闡述。周憲在此書的譯序中說到，一些知識分子對媒介的批判理論選擇站在媒介之外來批判媒介的策略（他舉了法蘭克福學派和技術學派的例子），而布爾迪厄卻提供了另一種策略：通過“參與性對象化”的方法，從內部揭露媒介體製鮮為人知或人所忽略的那一麵。我認為，布爾迪厄之所以會采取這一研究路徑，是因為他是從社會學的視角來對電視進行觀察的，他特別關注了電視的生產機製，從中找出權利關係，以此來對電視中“無形的結構”進行批判。
四、對《關於電視》的反思
《關於電視》這本書中，不乏布爾迪厄對於電視的深刻思考和揭露，他的觀點給人們思考電視的生產慣例帶來很多啟發，指出了人們習以為常的容易忽視的問題。
布爾迪厄的論調無疑是悲觀的。他通過剖析電視的生產機製，批判了電視的危害，並提出了精英主義的解救辦法（雖然他在書中否認了自己是精英主義者），他認為“必須捍衛任何先鋒的研究必須具備的奧秘性”。
為什麼他會對電視持這種悲觀的觀點呢？我認為，這是因為他對電視有著精英主義的期望。布爾迪厄在書的前言中說：
“但我還是希望它們（我的這些分析）能夠給所有在影像行業工作的人們提供某些工具或武器，有助於他們的戰鬥，使本應成為民主的非凡工具的電視不蛻變為象征的壓迫工具。”
從他的這一期望中我們可以看出，他對電視的期望是作為“民主的非凡工具”。那麼，電視的現狀是怎樣的呢？電視有著強大的影響力，晚間八點的新聞電視的觀眾比法國所有早報和晚報的讀者加起來還多。而這樣一個媒介被經濟邏輯控製，新聞被聳人聽聞、千篇一律、沒有風險、占據時間的社會新聞所占據，會產生消極的政治文化影響，還幹涉了其他專業領域的自主性。這樣的電視沒有實現他“民主的非凡工具”的期望，所以要進行批判。
那麼，為什麼電視新聞有著強大的影響力，擁有比報紙更多的受眾呢？這一部分是因為電視相對於報紙的可接近性更強（報紙需要識字、電視更加通俗化）。電視新聞的確也和報刊新聞一樣，承擔著政治功能和文化功能，但是電視這一媒介形式，相比較與報紙更傾向於娛樂這一功能。就因為電視擁有著比報紙更廣泛的受眾，就要求電視承擔起比報紙更加重的“促進民主”這一社會功能嗎？這是不是布爾迪厄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對於電視這一大眾媒體的一廂情願的期望呢？
我們反觀我們現在身處的互聯網時代，不乏有的人們對於互聯網同樣寄予了草根民主的厚望。但是正如布爾迪厄自己所說的一樣：人們總會陷入以為自己身處在“前所未有”的時代的誤區。事實上，沒有什麼東西真的能夠帶來翻天覆地的革命，有的隻是影響力大小的區別。（作者單位：中國傳媒大學）
參考文獻：
[1] 皮埃爾·布爾迪厄，《關於電視》，許鈞譯，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年9月。
[2] 皮埃爾·布爾迪厄，《新聞的影響》，社會科學研究叢刊，附錄於《關於電視》一書之後，第82-9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