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商走出去的戰略極其有效。清代中期對俄、蒙的貿易幾乎全被旅蒙晉商所控製，在多倫諾爾、歸化城、庫倫（今蒙古國首都烏蘭巴特），山西商人開設數以千百計的固定商業網點，交易旺季裏，晉商以數萬駱駝和牛馬車投入運營。祁縣、太穀人合辦的大盛魁商號，晚清時期每年運往外蒙的貨物中，僅磚茶一項就有3萬箱（每箱約100市斤，淨重85市斤）以上，生煙2000多囤（每囤180包，每包1斤），而大盛魁的夥計每年從外蒙趕回的羊群就有上百萬隻。大盛魁商號的活動範圍，除了內蒙古各盟旗和蒙古國喀爾喀四大部，以及烏裏雅蘇台、烏魯木齊、庫車、伊犁、直至俄羅斯的伊爾庫茨克、西伯利亞、莫斯科等地。清朝中後期，恰克圖成為中俄貿易唯一的陸地口岸，“所有恰克圖貿易商民，皆晉省人”（何秋濤：《朔方備乘》卷4、卷6，轉引自江地主編《近代的山西》，第247頁）在這裏，出現了像榆次車輞常家這樣的經營一個半世紀中俄貿易的中國北方外貿世家。可以說，晉商在開放中發展，在轉型中壯大。
三、變革維新思想呼喚著近代文明
倡導與時俱變的先驅人物徐繼佘當西方英、法等國步入了工業文明時，東方的清王朝還陶醉於騎射圍獵馬背江山的光榮之中。康熙年間，滿洲吏部尚書達哈達“奉命馳騎，隕越而死”；漢軍內閣學士吳興祖“不善馳騁，憤而自刎”。（陳登原：《國史舊聞》第4冊，第230頁）
徐繼佘（1795-1873年），山西五台人。道光二十六年（1846）十二月授福建巡撫，在沿海地區與外籍傳教士、醫生、官員頻繁接觸，“公務之餘，著述不輟”，寫下了讓國人客觀認識世界認識中國、代表當時國內最高水平的史地學著作《瀛環誌略》，由此成為近代中國順應曆史潮流、與林則徐、魏源最早“睜開眼睛看世界”的一代偉人。
《瀛環誌略》首次刊刻於道光二十八年（1848），精辟準確地介紹了世界各國的地理位置、曆史沿革、商業貿易、科學技術。特別是徐繼佘對西方國家“自由貿易”的讚賞，對民主政治與緩和外交的深刻認識，源於深厚的學術考證功夫及其明清以來山西得天獨厚的經商土壤，得益於他任職的福建是中國近代最早開放的前沿地帶，徐繼佘在這種開放的土壤和氛圍中成長並有所成就。此後的半個世紀，這本著作先後被翻印十餘版次，對近代改良思想家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的變革思想產生了重要影響，對日本明治維新也有積極推動作用。徐繼佘的《瀛環誌略》對近代中國人客觀認識世界認識中國曾經產生過重要的作用，隻是這種影響力由於晚清政府落後愚昧的限製，至少晚了30年。
“縲絏到頭真不怨”的民族英雄楊深秀梁啟超在《殉難六烈士傳》中評價楊深秀的維新之功：“三月以來，台諫之中，毗讚新政者，惟君之功為最多。”（梁啟超：《戊戌政變記》，中華書局1954年12月版，第101頁）楊深秀（1849-1898），山西聞喜人。聞喜得名於西漢武帝劉徹當年出巡，至左邑縣的桐鄉時，得到南越大捷的喜報，於是欣然命名聞喜。在中國曆史上，聞喜因裴氏一門眾多的傑出人才而引人關注。這位聞喜名士，不僅通達“中學”，而且對世界形勢、五洲大事有深刻的見解。在他上任山東道監察禦史的第二天，即1897年12月30日，給光緒皇帝上奏折，陳述“時勢危迫，不革舊無以圖新，不變法無以圖存”（《清史稿》卷464楊深秀傳）的主張，這是膠州灣事件之後光緒皇帝從維新派直接聽到的最早變法呼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