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愛心博大，覆蓋國家、人民和整個世界。你看他大至處理國際關係，小至處理人際關係無不充滿濃濃的、厚厚的愛心。美帝國主義和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曾是積怨如山的，但是戰爭結束後，1954年周恩來第一次與美國代表團在日內瓦見麵時就發出友好的表示，雖然美國國務卿杜勒斯拒絕了，或者是不敢接受，但周恩來還是滿臉的寬厚與自信，就是這種寬厚與自信，終於吸引尼克鬆在我們立國二十多年後，橫跨太平洋到中國來與周恩來握手。國共兩黨是曾有血海深仇的，蔣介石曾以巨額大洋懸賞要周恩來的頭。當西安事變發生時，蔣介石已成階下囚，國人皆日可殺，連曾經向蔣介石右傾過的陳獨秀都高興地連呼打酒來，蔣介石必死無疑。但是周恩來卻帶了十個人，進到刀槍如林的西安城去與蔣介石握手。周恩來長期代表中共與國民黨談判，在重慶，在南京，在北平。到最後，這些敵方代表竟為他的魅力所吸引，投向了中共。隻有團長張治中說，別人可以留下，從手續上講他應回去複命。周卻堅決挽留，說西安事變已對不起一位姓張的朋友（張學良），這次不能重演悲劇，並立即通過地下黨將張的家屬也接到了北平。
他的愛心征服了多少人，溫暖了多少人，甚至連敵人也不得不歎服。宋美齡連問蔣介石，為什麼我們就沒有這樣的人。美方與他長期打交道後，甚至後悔當初不該去扶植蔣介石。至於他對人民的愛，革命隊伍內同誌的愛，更是如雨潤田，如土載物般地渾厚深沉。曾任黨的總書記、犯過“左”傾路線錯誤的博古，可以說是經周恩來親手“顛覆”下台的，但後來他們相處得很好，在重慶，博古成了周的得力助手。甚至像陳獨秀這樣曾給黨造成血的損失，當他對自己的錯誤已有認識，並有回黨的表示時，周恩來立即著手接洽此事，可惜未能談成。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講話說：“他可能有過許多敵人，但未必有一個私敵。”這話移來評價周恩來最合適不過。
他的大德，再造了黨，再造了共和國，並且將一個共產主義者的無私和儒家傳統的仁義忠信糅合成一種新的美德，為中華文明提供了新的典範。如果說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周恩來則是黨和國家的養護人。他硬是讓各方麵的壓力，各種矛盾將自己壓成了粉，擠成了油，潤滑著黨和共和國這架機器，維持著它的正常運行。50年來他親手托起黨的兩任領袖，又拯救過共和國的三次危機。遵義會議他扶起了毛澤東，“文革”後期他托出鄧小平。作為兩代領袖，毛鄧之功彪炳史冊，而周恩來卻靜靜地化作了那六個“無”。新中國成立後他首治戰爭創傷，國家複蘇；二治“大躍進”災難，國又中興；三抗林彪江青集團，鏟除妖孽。而他在舉國狂慶的前夜卻先悄悄地走了，走時連一點骨灰也沒有留下。
周恩來為什麼這樣地感人至深，感人至久呢？正是這“六無”，“六有”，在人們心中撞擊、翻攪和掀動著大起大落、大跌大蕩的波浪。他的博愛與大德拯救、溫暖和護佑了太多太多的人。自古以來，愛民之君受人愛。諸葛亮治蜀27年，而武侯祠香火不斷1500年。陳毅遊武侯祠道：“孔明反勝昭烈（劉備）其何故也，餘意孔明治蜀留有遺愛。”遺愛愈厚，念之愈切。平日常人相處尚投桃報李，有恩必報，而一個偉人再造了國家，複興了民族，澤潤了百姓，後人又怎能輕易地淡忘了他呢？
魯迅說，悲劇是把人生有價值的東西撕裂給人看。是命運從總理身上一條條地撕去許多本該屬他的東西，同時也在撕裂後人的心肺肝腸。那是永遠無法彌補的遺憾，這遺憾又加倍轉化為深深的思念。思念又轉化為人們更深的思考，於是總理的人格力量在濃縮，在定格，在突現。而人格的力量一旦形成便是超時空的。不獨總理，所有曆史上的偉人，中國的司馬遷、文天祥，外國的馬克思、列寧，我們又何曾見過呢？愛因斯坦將一座物理大山鑿穿而得出一個哲學結論：當速度等於光速時，時間就停止；當質量足夠大時它周圍的空間就彎曲。那麼，我們為什麼不可以再提出一個“人格相對論”呢？當人格的力量達到一定強度時，它就會迅如光速而追附萬物，囊括空間而護佑生靈。我們與偉人當然就既無時間之差又無空間之別了。
這就是生命的哲學。
周恩來還會伴我們到永遠。
被迫放棄諾貝爾獎的科學家
汪猷/文
他被納粹軟禁8年，一個人用親生女兒做試驗，發明了磺胺藥而獲諾貝爾獎。但他不僅沒有拿到獎金，還因獲獎一事被軟禁8年之久！這個不幸的獲獎人就是德國科學家格哈德·多馬克。
1895年10月30日多馬克出生在德國勃蘭登的一個小鎮。父親是小學教員，母親是農家婦女，家境十分貧寒。
1914年，多馬克以優異的成績考入基爾大學醫學院。沒上幾個月課，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多馬克誌願從軍。他參與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幾大著名的戰役：瑪恩河大會戰、凡爾登戰役等。戰鬥中他被流彈擊中背部，自此結束了步兵生涯而改在醫療隊服務。
1918年戰爭結束後，多馬克回基爾大學醫學院繼續學習。1921年，他通過國家醫學考試，取得醫學博士學位。1923年，多馬克來到格賴夫斯瓦德，在格羅斯病理研究所工作。後來又先後在格賴夫斯瓦德大學和明斯特大學講授病理學和解剖學。但是，對他最有吸引力的還是伍柏塔爾一家染料公司的實驗病理學和細菌學實驗室。1927年，他應聘出任該實驗室的主任，這是他人生道路上的重要轉折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