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賭博是否列為受賄罪
國家為了加強反腐力度，製定了各項規定政策。使得有些公職人員為了降低“腐敗成本”，增加腐敗不被暴露的“保險係數”，亦“總結” 了其他腐敗分子暴露的“教訓”，改變了腐敗獲利的時間和方式，貪汙受賄的手段越來越隱蔽，形式越來越多樣。賭博型受賄犯罪，正是非常典型的新型“權力期權”受賄方式之一。現實生活中，請托人與國家工作人員通過打牌娛樂，一方故意輸錢，另一方坦然贏錢，相互心知肚明，心照不宣。這種行為表麵上是打牌娛樂，實際上是行賄受賄。在這裏，國家權力成為交易的犧牲品，臝錢者往往是掌握一定權力的人，輸錢者往往是為了謀取非法利益或者要求掌權者違法提供幫助的人，相互之間進行的是“權錢交易”。但有些專家學者，並不認為這樣的賭博行為屬於受賄，因為賭博有賭資的大小，賭博參與人的目的，如果參與人想讓行為人贏錢，隻是純粹讓領導高興的目的，那麼定義賭博型受賄就有些不當了。賭博本身是違法犯罪行為，官員參與賭博，不如直接按賭博罪追究，或者數罪並罰。
（三）特定關係型受賄是否納入“受賄罪”
特定關係型的受賄，是關於由特定關係人收受賄賂問題。2007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發布了《關於辦理受賄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幹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意見》指出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授意請托人以本意見所列形式，將有關財物給予特定關係人的，以受賄論處。但有些專家認為，特定關係或者特殊關係，這牽涉的是道德方麵，而非法律問題，若將“特定關係即性交易”作為賄賂內容的一項，有失妥當。我們承認在有效性方麵，不可否認，“特定關係及性賄賂”入罪在實際操作層麵會產生困難，特別是證據的取得，但這不應成為立法疏懶的理由。其實，所謂操作難，難在現行的定罪量刑的規定不配套，否則那些懲治性賄賂的國家和地區（比如日本、香港）怎麼操作？難道都刑訊逼供不成？所以，“操作難”不應成為立法層麵上的障礙，證據具有客觀性，在符合現代法治強調的“正當程序”原則之下，做出合理的配套性規定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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