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正因為活下來太不容易，潘石屹在以後的人生中小心翼翼，費盡心思琢磨生存的技巧。
20世紀90年代初，他跟隨馮侖等人在海南闖天下，創辦萬通公司。經過短短4年的時間，萬通的資產已經從當初七拚八湊的3萬元，發展到近五十億元。馮侖等人主張繼續擴張，但負責管錢的潘石屹卻不肯給錢，於是，6個創始人之間發生激烈爭吵，最後隻得分家。
即使後來在北京的房地產業幹得熱火朝天，潘石屹也從來沒有頭腦發熱過，他的公司可以說是所有一線房地產公司中土地儲備最少的一家。在招標拿地的時候，潘石屹心驚膽戰報出的“天價”，總比別人少幾億元。連他的妻子張欣有時都埋怨道：“他投資非常保守，有20元，永遠隻會投10元。”
因為這份從小對死亡的恐懼感，潘石屹少了楊國強般的風頭，卻也避免了孫宏斌式的悲情。
企業家在艱辛的從商旅途中，還常常要遭遇各種不測風雲。因為父親李海倉突然被人槍殺，還在澳大利亞讀大學的李兆會被緊急召回國內，倉促接任家族企業的掌門人。
父親的突然死亡，在李兆會心中留下巨大陰影，也正是這種恐懼，促成了他驚人的成長。隻用短短幾年的時間，李兆會便從奪權鬥爭中勝出，並逐步“清洗”父親留下的舊將，一個人大權獨攬。
商界奇才孫宏斌起伏跌宕的人生經曆，讓人嗟歎。1988年，孫宏斌、郭為、楊元慶等幾個年輕的碩士研究生，先後被柳傳誌招至麾下。三人之中，孫宏斌最顯領袖才能。他隻用了兩年時間，便迅速在全國建立起十幾個獨資分公司，營業額達到2400萬元。孫宏斌也是最讓柳傳誌“害怕”的一個人。
孫宏斌負責的企業發展部，竟然有自己獨立的企業報，並且宣傳部門的利益高於一切；開會時，幾十個部下見到孫宏斌，便齊刷刷地站起來，等孫一招手，他們才敢坐下，紀律森嚴有如軍隊。孫宏斌日益強大的“獨立王國”，使柳傳誌心生恐懼。幾次苦口婆心勸說無效後，柳傳誌決心“揮淚斬馬謖”，以挪用公款的罪名，把孫宏斌送進監獄。
對於史玉柱而言，最恐懼的時刻莫過於1997年。此前的幾年時間，史玉柱憑漢卡等產品，在中國商界風生水起，風光無限。但因為一時衝動要蓋巨人大廈，他背負了數億元的巨額債務，變成“中國首負”。
那段時間，讓史玉柱最心驚膽戰的聲音，便是門外索債者的拍門聲和吼叫聲。他隻能躲在辦公室內一聲不響，用整天打遊戲來消解心頭的巨大壓力。然而就是靠打遊戲、發展遊戲新產品，讓史玉柱重新回到富豪排行榜上。
恐懼既能摧毀人的意誌，也能成為催人前進的動力，關鍵是企業家如何來使用這把“利刃”。
要“園丁”還是要“漁夫”
成君憶/文
人類的文化可以分成兩種：漁夫文化和園丁文化。漁夫文化的特點是貪婪和占有，它崇尚掠奪，崇尚戰爭和謀略。但園丁文化不是這樣，它崇尚對生命的理解和愛。那麼，在中國上下五千年的曆史上，這兩種文化又是怎樣演變的呢？在演變的過程中，它們對人們的管理理念和管理績效又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呢？
漁夫文化形成“分”，園丁文化形成“合”，中國曆史上的“分”與“合”，其實是漁夫文化與園丁文化之間的變換。《三國演義》開篇說的“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描述的就是這種現象。
當漁夫文化出現的時候，道德就崩潰了，經濟學就成了顯學。人們隻知道用一顆經濟學的頭腦去利用、去掠奪、去占有。你也要占有，我也要占有，他也要占有，於是就出現了中國曆史上的“分”。這麼一“分”，就“分”出了春秋戰國和三國時期這樣的亂世。
當園丁文化出現的時候，意味著人們在關注生命的意義。他們在用自己的心靈與大自然對話，他們在理解生命、理解自己的人生。於是，熱愛生活、友愛互助的道德體係被建立起來了。經濟學被還原成一種理財的工具。這樣就出現了中國曆史上的“合”，這麼一“合”，就“合”出了周、漢、唐、宋這樣的太平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