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目前還要忍耐。”她說。
我十六歲時，母親成了耐斯市美爾蒙旅館兼膳宿公寓的女經理。她每天早上六點起床，喝一杯茶後，拿著手杖，到布筏市場購貨。她總是拎一包水果和鮮花回來，然後走進廚房，取出菜譜，會見商人，檢查酒窖，算賬，照應生意中的每一件細微小事。
從樓上的餐廳到樓下的廚房，她一天至少要上下二十趟。一天，她剛爬完這些可咒的樓梯就癱在椅子上了，臉色蒼白，嘴唇發灰。我們很幸運，馬上就找來了醫生。醫生作出了診斷，她攝取了過多的胰島素。直到這時我才知道母親多年來一直對我隱瞞著的疾病——糖尿病。每天早上開始工作之前，她先給自己注射一劑胰島素。
我完全驚呆了，嚇呆了。我永遠也忘不了她那蒼白的麵容，她的頭疲勞地歪向一邊，她痛苦地用手抓撓胸口。
她期待我成功，而在我實現她的期待之前，她可能就死了，她可能沒來得及享受正義和兒子的愛就離開人間，這念頭對我來說太荒唐了，荒唐得像是否定了人間最基本的常識。
隻有對我的美好前途的憧憬支撐著她活下去。為了給她那荒唐的美夢至少加一點真實的色彩，我隻能含羞忍辱，繼續與時間競爭。
一九三八年我被征入空軍。宣戰的那天，母親乘著雷諾爾車來向我告別。那天她拄著手杖，莊嚴地檢閱了我們的空軍武器裝備。“所有飛機都有露天的飛機座艙，”母親注意到，“記住，你的嗓子很嬌氣。”
我忍不住告訴她，如果盧浮瓦佛飛機隻使我嗓子痛的話，我該慶幸我的好運氣。她笑了，高傲地、幾乎嘲諷地望了我一眼。“災禍不會降臨在你的頭上的。”她十分平靜地告訴我。
她顯出了信心十足的樣子，似乎早就知道了這些，好像她已經和命運女神簽訂好了合同，好像為了補償她那曆盡辛苦的生活，她已經得到了一定的保證，一定的承諾。
“是的，不會降臨在我頭上的，媽媽。我答應您不會的。”
她猶豫了一下，臉上顯出內心的糾結。最後，她做出了點讓步說：“大概，你腿上會負點輕傷的。”
我的母親獨一無二德國進攻的前幾個星期，我接到一封電報說：“母病重！速返！”第二天，很早我就到達了耐斯市，找到了聖·安東尼門診所。母親的頭深深地陷在枕頭裏，消瘦深陷的臉頰上帶著一絲痛苦、憂慮的表情。床頭櫃上架著一個一九三二年我贏得耐斯市乒乓球冠軍時得的銀質獎章。
“你身邊需要一個女人。”她說。
“所有的男人都需要。”
“是的，”她說，“但是，對你來說，沒有女人照料，你會比別人生活得更糟糕。唉，這都是我的過錯。”
我們一起玩牌的時候，她不時目光專注地盯著我，臉上還帶著一絲狡黠的樣子。我知道她又要編造點新花樣了。但是，我不去猜她心裏想著什麼。我確信一個小花樣正在她的腦子裏醞釀。
我的假期要結束了。我真不知道如何描繪我們分別時的情景。我們倆都沒講話，但是我裝出一副笑臉，不再哭泣，或說些別的話。
“好啦，再見吧。”我微笑著親吻了母親。隻有她才清楚，我作了多大努力才作出了這個微笑。因為，和我一樣，她也在微笑。
“不要為我擔心，我已經是一匹老戰馬了，一直支撐著活到今天，還能再繼續一段時間。摘下你的帽子。”
我摘下了帽子，她用手指在我的前額上畫了一個十字。
說：“我給了你我對你的祝福。”我走向門口，又轉過身來。
我們互相望了許久，都在微笑，都沒說話。我覺得很平靜。她的勇氣傳給了我，並且從那時起一直留在我身上，甚至到現在。
巴黎失陷後，我被派到英國皇家空軍。剛到英國就接到了母親的信。這些信是由在瑞士的一個朋友秘密地轉到倫敦，送到我手中的，封皮上寫著：“由戴高樂將軍轉交”。
直到勝利前夕，這些無日期的信好像無休無止一直跟隨著轉戰各國，源源不斷地送到我手裏。三年多來，母親說話的氣息通過信紙傳到我的身上，我被一種比我自身強得多的意誌控製著，支撐著——這是一根空間生命線，她用一顆比我自己更勇敢的心靈把她的勇氣輸入我的血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