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良有多深，才情和關懷力即有多大。
酷愛自然，幾乎是俄國作家的共同品質，而像《金薔薇》這樣執著地尋訪文學與地理、精神與自然的關係，即不多了。
假如雨後把臉埋在一大堆濕潤的樹葉中，你會覺出那種沁人心脾的涼意和芳香……隻有把自然當人一樣看，當我們的精神狀態、喜怒哀樂與自然完全一致，我們所愛的那雙明眸中的亮光與早晨清新的空氣渾然一體時，我們對往事的沉思與森林有節奏的喧聲渾然一體時，大自然才會以其全部力量作用於我們！
這多少讓人想起了中國的一句詩：為什麼我的眼裏總含淚水，因為我對這片土地愛得深沉……
在《洞察世界的藝術》中，他轉述了一位畫家的話：“每年冬天，我都要到列寧格勒那邊的芬蘭灣去，您知道嗎，那裏有全俄國最好看的霜……”直到今天，我還能憶起撞上這句話時的激動和羞愧，因為我從未留意霜的差別、更毋論“最好看”了——自己的感受原是多麼粗糙！
他告訴我：“真正的散文飽含著詩意，猶如蘋果飽含汁液一樣……散文是布匹，詩歌是經緯。有的散文毫無詩的因素，它所描繪的是一種粗糙的、沒有翅膀的生活。”這些話對我的寫作影響極大，讓我對隨意寫下的句子抱有一種警惕：是不是偷懶了？能否再準確和精密些？對文字作修改時，我也習慣用他的一句話提醒自己：“我們是否時刻按照這種語言理應得到的地位來對待它呢？”
和同胞作家相比，巴氏似乎是個特例，在作品氣質和主題上，他都沒有鮮明的俄羅斯式烙印，母邦文化的苦難基因和悲劇資源並未將其心靈格式化，他也沒有卷入時代的政治倫理衝突。像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愛倫堡、帕斯捷爾納克、索爾仁尼琴等，都是在一種巨大的精神壓力和靈魂糾結下，以反抗、掙紮、悲憤的姿態實施突圍的，而巴氏不，他既沒背負那個史詩般的傳統，也未被時代的罪惡攔住去路。唯美、溫情和詩意，乃其與生俱來的打算，他從未因某種現實而在這些方麵打折扣。在《似乎無足輕重》一文裏，他提到寫作時的精神氛圍：“不管別人怎麼樣，反正對我來說，感覺到有一座孤獨的果園，感覺到村外有綿亙數十公裏的寒林，林中有一個個湖泊（這樣的夜裏，湖邊決不會有一個人影，隻有星光跟百年前一樣，跟千年前一樣，倒映在水中），是有助於我寫作的。可以說，那樣的秋夜，我是真正幸福的人。”
或許，正因其寫作是由這種美好意境和明亮情緒來啟動，所以，他的文字無形中鋪了一層幹淨和溫暖的草，並轉化為了讀者的幸福。這種心靈的舒適與和平，這種不被時代耽誤的健康心性和穩定品質，在蘇聯嚴酷的政治環境中，是非常罕見的。他這樣說：“對生活，對我們周圍一切的詩意的理解，是童年時代給我們的最偉大的饋贈。如果一個人在悠長而嚴肅的歲月裏，沒失去這個饋贈，那他就是詩人或者作家。”
我認為，這是個極重要的提示，尤其對工業時代的人和現代教育，尤其對21世紀的我們——沉溺於物理和實用、荒疏了自然、哲學和詩歌——從而遠離生命真相和本體意義的人。
閱讀巴氏，是一種美和心智的享受，你不會有壓抑感，連故事裏的哀痛，也是美的，讓人感激。正像他解釋安徒生時所說：“是的，我們需要幻想家，是停止對這三個字進行譏笑的時候了。”“童話不僅為孩子，也是為成人所需要的。”“對生活的寬容態度往往是一個人豐富內心的可靠標誌。像安徒生這樣的人是不願把時間和精力浪費在世俗紛爭上的，因為周圍閃耀著鮮明的詩意，不要放過春天親吻樹木的那一瞬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