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下的數十年光景裏，從各式各樣的角度，茅特·岡不斷地撩動詩人的神經，他感傷、失眠、沉思、動容，為她的事業所激勵，為她的安危所牽絆，為她的偏執所憂慮……其音容笑貌，像雪巔無人區的腳印，深深收藏在詩人腦海裏，成為揮之不散的靈魂印章。“每當我麵對死神/每當我攀登到睡眠的高峰/每當我喝得醉醺醺/我就會突然看到你的臉。”（《一個深沉的誓言》）。其一生中，至少有幾十首詩是因茅特·岡而作，連晚年最重要的詩集《幻像》也不例外，在該書獻辭中，他說：“你我已30年沒見，不知你的下落，很顯然我必須將此書獻給你。”
在一首題為《破碎的心》的詩中，他感慨萬千：“為你一個人——認識了所有的痛苦！”這痛苦於常人可謂不幸，但於詩人的藝術生涯，卻屬福祉。現實之痛，正是藝術的開始。蘇格蘭詩人紹利·麥克蘭在《葉芝墓前》裏說：“你得到了機會，威廉……因為勇士和美人在你身旁豎起了旗杆。”
“勇士”，當指愛爾蘭自治運動中的激進者，“美人”即茅特·岡了，她甚至身兼雙職。那“機會”，則是時代配屬給一個詩人的精神資源和人生能量。
2
立場的隔膜、冷漠的拒絕，非但沒削弱詩人對女神的向往，甚至相反。
葉芝雖政治上主張改良，對暴力和偏激行為持有疑慮和異議，但他又常陷入理性與情感、信仰與現實的矛盾和困惑中。同時，天然的藝術秉性，使他對那種視死如歸的武士精神和英雄主義抱有深深的敬意與崇拜，甚至油生自卑。在《人民》一詩中，葉芝把她喻作了一隻雖遭詆毀卻奮鬥無悔的“鳳凰”（其時，茅特·岡正身陷窘境：婚姻失敗，演出遇冷，輿論攻擊……但她依然責備了葉芝對“人民”的批評。這使詩人深感慚愧）——
這一切工作又得到了什麼？我問/這個粗野無禮的城市天天有如此的惡意/這裏，誰為人效力最多，就被人損得最深/在一個夜晚和早晨中間，那個人一生的赫赫聲名盡付東流……於是我的鳳凰帶著責備說：“這些我服務過，一部分我還喂過的人/從陰暗的角落裏爬出，向我猛撲過來/但我不會，現在和將來都不會/埋怨人民”/……你，不是在思想中而是在行動中生活的人/有著一種自然力量的純潔/可我，我的優點隻是有分析的思想，下種種定義……現在已過了九年的光陰/這些話浮上腦海，我又羞愧地把頭低沉。
1916年複活節，愛爾蘭共和兄弟會揭杆而起。暴動失敗後，包括麥克布萊德在內的眾多起義者遭處決。對於起義，葉芝雖理性上無法接受，但在喋血和絞刑這些悲壯的符號前，詩人被震撼了，犧牲本身那種天然的純潔性、所折射出的信念硬度和恢宏的生命氣勢——都向詩人傳遞著一種高尚的悲劇美、一種舞台的高潮之美……連麥克布萊德——這個昔日情敵兼“酒鬼”的形象也陡然高大起來，舊有的妒恨成了尊敬，任何世俗評價在赴死的豪邁下都啞然失色。“一切都變了，一種可怕的美已誕生！”“我們知道他們的夢，知道他們曾夢過，死了，就夠了……”（《1916年複活節》）
“可怕的美”，更豐富了“朝聖者”身上的迷彩和光暈。詩人更逃不出她的“場”，那口紅一樣迷人而瘋狂的“場”。他願跪倒，願昏迷，願戴上腳鏈，願被愛矢射穿。
愛使人笨拙，使人智商低下，藝術家、詩人尤如此。葉芝在洞悉暴力革命的同時，卻又欲罷不能地維護它，替之辯護——因為茅特·岡在裏麵！《麗達與天鵝》尤反映了這種焦慮：
突然襲擊：在踉蹌的少女身上，
一對巨翅還在亂撲，一雙黑蹼
撫摸她的大腿……
手指啊，被驚呆了，哪還有能力
從鬆開的腿間推開那白色的榮耀？
……
腰股內一陣顫栗，竟從中生出
斷壁殘垣、城樓上的濃煙烈焰
和阿迦門農之死……
公正地說，葉芝那些讓茅特·岡不屑、甚至譏為“冷漠”“軟弱”的理性，無疑是充滿智慧和遠見的。不僅對19、20世紀之交的愛爾蘭，就是之於整個世界、之於20世紀的無產者運動和民族激進革命，也屬犀利的批評和深邃洞見。比如那首《偉大的日子》：“革命萬歲！更多更多的炮聲！/一個騎馬的乞丐鞭打步行的乞丐，/革命萬歲！更多更多的炮聲！/乞丐們換了位置，但是鞭打依然。”
這種對政治烏托邦的諷喻，這種對“武器的批判”的批判，完全源於一顆赤子之心，源於對民族和同胞的深愛。“長久以來，他追隨了那使他自己成為祖國的翻譯者的精神——這是一個很久以來就等待著人們賦予她聲音的國家。把這樣的工作稱為偉大，是一點也不過分的。”（諾貝爾文學獎授獎詞）
但對曆史有用的，對愛情卻未必。對人類整體有用的，對一個女人卻未必。
3
羅曼·羅蘭說：“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座埋葬愛人的墳墓。”
誰能否認，失戀是愛的唯一真相和本質呢？誰能否認，失戀乃生命中最瑰麗、最貼近藝術的體驗呢？它有一股深邃的疼痛和暈眩，一縷難以言說的冷月之美……某種意義上，失戀恰是愛的開始，永遠的惆悵，決定了愛不安息，永遠在路上。在詩人和藝術家身上，愛無須被幫助，它是一個自足的圓，時間乃其偉大的半徑，該旅行永無盡頭，沒有止境。
有人說：“惟不可企及時，不朽的愛才會發生。”永遠的愛，隻獻給那些令人絕望的逝物——就像曠野上的孤寂者，仰對流星時，那一刹的激動、幸福與目送的悲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