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以來的中原才在事實上變成了中國的核心，如何理解這個核心的性質以及核心與周圍四方的關係才是根本問題，或者說，如何解釋中國成為一個包含了中原和“四方各地”的整體存在才是根本問題。中國的形成過程中的確兼有各地文化的互相交流和中心向外擴展傳播的兩種“自然發生”的情況（社會學和人類學都假定人類天生喜歡交往），但這兩種自然發生（也許隻是或然發生）的現象仍然不足以構成對中國生長方式的深層解釋：一方麵，互相交流模式不能必然地解釋中國整體性的形成，因為各地文化間的互相交流並不必然導致合一，各取所需而維持各自獨立也是同樣可能的，甚至，互相交往而反目成仇以至互相遠離也是可能的；另一方麵，中心向外擴展的模式實為西方曆史的模式，與中國長時段的曆史事實的符合度偏低，因此恐怕不是形成中國整體性的主要原因（借用西方曆史模式往往難以解釋中國曆史，因為這兩種曆史的生長方式相異多過相似）。擴展的可靠基礎是武力征服，否則不可能成功。古中原最早進入農耕生活，武力不是強項，“神農氏弗能征”[司馬遷：《史記·卷一·五帝本紀》。]，但中原卻是四方來爭的寶地。四方族群不斷聚集於中原而開始“逐鹿中原”，結果形成大規模的族群融合，才是主要曆史事實，阪泉之戰及涿鹿之戰是古史所載的最早逐鹿中原之戰，也是中國各族群發生大融合的標誌性事件。遊牧—狩獵模式之黃帝部族[司馬遷：《史記·卷一·五帝本紀》：黃帝“遷涉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為營衛”。可見黃帝乃是遊牧部族之首領。這也說明，至少一些遊牧部族原居黃河流域。黃帝所部的活動範圍北接蒙古地區，西連山西陝甘地區，因此，黃帝所部可能為後世所謂北狄，也可能為後世所謂西戎。]擊敗農耕之炎帝部族以及漁獵之蚩尤部族而成其威名[這段古史由於過於久遠而記述不清，阪泉之戰與涿鹿之戰也可能不是兩次戰爭，可能是一次戰爭的兩次戰役，甚至神農、炎帝和蚩尤之間的身份關係也未有定論。但當時有過開創逐鹿中原模式的一次戰爭，應該為真。]，因此建立了傳說中最早的合作秩序，各族群形成融合而定義了傳說的中國人概念（所謂炎黃子孫），可見最早的中國人概念實為遊牧（狩獵）、農耕和漁獵族群在中原的相聚融合（假定黃帝時代真如傳說所言距今約5000年，那麼當時似乎尚未形成典型的遊牧和農耕，應該都是混合經濟，或各有偏重[早期中國人少獸多，因此，狩獵是四方之民的共同生活內容。最早的農耕和遊牧效率低下，因此都不可能構成充分的生活方式。高效率的農耕必須牛耕，始於春秋戰國，但至漢代才普及；高效率的遊牧必須騎馬，集體規模的騎射生活或不早於春秋，因為趙武靈王在戰國時才意識到胡服騎射的優勢。參見徐中舒：《古器物中的古代文化製度》，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版，1～124頁；374～380頁。]）；更重要的問題是，即使擴展也未必能夠保證合一，反而更可能被抵製，甚至有可能競爭失敗，曆史事實表明，中原勢力受挫是常見的情況，可見中國生成另有依據，中心擴展理論對於中國生長方式並不具有說明力。
在理論上說，能夠確保形成大規模的政治與文化存在的根本原因隻能是某種難以拒絕的吸引力，也就是孔子所言“近者悅，遠者來”狀態[《論語·子路》。]。這正是我選擇“聚點模式”來解釋中國生長方式的理由，即必定存在某種難以拒絕的吸引力導致中國成為四方萬民共同選擇。中國曆史自有諸多需要研究各類“聚點”，我們在這裏要分析的是貫穿中國古代曆史的一個政治博弈聚點，即以中原為核心的“天下逐鹿”博弈遊戲，而維持這個連續博弈遊戲的動力結構是一個有著強大向心力的“旋渦模式”：眾多相關者抵抗不住旋渦的利益誘惑而前仆後繼地“主動”加入遊戲成為中國之主的競爭者，也有許多相關者連帶被動地卷入到遊戲中，博弈旋渦的規模逐步擴大，向心力的力度也隨之增強，終於達到穩定而形成了一個由中國旋渦所定義的廣域中國。這個“中國旋渦”就是需要分析和解釋的核心問題。
在地理上，從漠北到江南、從東海到西域之間的廣大地麵形成一個無分割的逐鹿空間，這個廣域的核心地區，通常稱為中原，是早期中國的發達地區（與地理條件、氣候條件、交通條件都有關係），不僅是最早的經濟中心和政治中心，也是文化中心，它意味著天下逐鹿的必爭之地。“逐鹿中原”這個成語如此生動地概括了中國曆史的博弈遊戲，因此趙輝認為這個成語正好有效反映了以中原為核心的中國曆史主流發展趨勢[趙輝：《以中原為中心的曆史趨勢的形成》，見《文物》2000年第1期。]。假定所有具備一定實力的競爭者都對逐鹿中原的潛在和長期的利益感興趣，那麼，需要進一步解釋的問題就是：為什麼逐鹿中原的博弈遊戲不僅僅是列強往來馳騁的興衰成敗過程，而會形成博弈者們不願退出甚至欲罷不能的“旋渦”模式？為什麼逐鹿中原會形成追求大一統的向心力？為什麼列強們不滿足於割據而各得一方財富和權威的博弈均衡？說到底，根本問題是：中原有何不可替代而非爭不可的特殊優勢資源？
張光直相信中國的“文明動力是政治與財富的結合”[張光直：《考古學專題六講》，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版，156頁。]。當然如此，但政治追逐財富是通理，也就是普遍情況，此說未能刻畫中國的特有問題，中國在此事上也沒有構成十分突出的範例。古中原的黃河中段流域在物質文明上雖然很可能有著相對的綜合優勢（人們樂意這樣想象），但似乎並不具有壓倒優勢，也並非每種技術都是最優。考古證據表明，北自內蒙古和遼寧一帶，南至長江流域的早期中國，相當密集地分布著眾多的文明產地，在資源上各有所產而各有依靠，技術能力大致接近而各有所長，物質生活水平仿佛相似，人口規模相差不遠，卻為何不滿足於各安其所，而非要逐鹿中原呢？假定古中原的物質財富相對略有優勢，也尚不足以解釋中原為什麼必然成為眾望所歸的逐鹿之地，值得各種勢力前仆後繼冒險一搏。戰爭是利益的豪賭，也是最大的冒險。以理性觀之，無人甘冒奇險，因此，中原必定存在著難以拒絕的巨大誘惑，否則難以解釋中原何以成為列強必爭之地。
什麼才真正是中原所有而且無可替代因而必須加以占有的優勢資源？這顯然值得我們進一步追問。物質財富和交通樞紐無疑都是舉足輕重的重要因素，但似乎仍然不是決定性的因素，即無可替代而難以舍棄的因素。或許，我們應該在物質條件之外去分析其他可能的選項，其中最具魔力的應該是精神世界的誘惑。與消耗性的物質世界不同，精神世界是增值性的，而且是效益無限遞增性的。一個精神世界越被廣泛使用，越被更多的人分享共用，就會因此凝聚起越多的文化附加值和難以拒絕的政治魔力，就越能夠吸引更多的心靈，結果會形成一個無窮增值的循環。因此有理由相信，中原的特殊地位必定在於中原擁有一個具有最大政治附加值的精神世界，一個人人都可以加以占用而有助於獲得、保有和擴展政治權力的精神世界，因而特別值得爭相逐鹿。中原的精神世界之所以具有號召力和普遍可分享性，至少在於以下幾個因素：
（1）漢字。這是早期中原形成的書寫文字，當時在海內很可能是最成熟的文字[據有待確證的說法，在早期中國，除了漢字，還存在古彝文，但情況不詳，恐怕其發達程度不及漢字。據說古彝文是西南族群的古文字，與今天的彝族文字存在一定相關性。今天所存的彝文作品主要為明清文獻，內容多與巫術占卜有關，似乎意味著有更早的來源。但古彝文產生於何時，是否足夠成熟，何時成熟，是否足以表達複雜抽象的思想，等等問題還有待專家研究。]，大約在4000年前就已經成為能夠記錄和儲存大量信息的數據係統，也是能夠承載複雜思想和豐富敘事的書麵載體，於是率先具備了建構精神世界的能力，因此，以漢字為載體的精神世界使早期中國最早發展了具有大規模傳播能力的信息和知識係統。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漢字起源於象形，而不是語音的記號，這意味著中原語音並不能獨占漢字，也就是說，漢字可以獨立於中原語音而成為普遍共享的精神載體，因此，漢字在本質上是一種開放的普遍共享資源，使用其他語言的所有其他族群都能夠占有或分享漢字，而以漢字為載體的精神世界也就成為可以普遍共享的精神資源。
（2）思想係統。得益於漢字的成熟，中原文化發展成為當時具有最大容量的解釋能力和反思能力的思想係統，具有解釋萬物、人類生活和政治的世界觀和曆史觀，那些早期的思想成就集中保留並表達在《周易》《尚書》《周禮》《詩經》《春秋》等經典文獻裏。深思熟慮的思想意味著早期中原的思想係統已經具備了組織大規模空間和占有時間的能力，既占有曆史性，又占有公共性，也就是說，具備了組織大規模社會的能力和創造製度的能力，同時具有對曆史、社會、製度和權力正當性的自我解釋能力，因此，自然成為了當時中國最具優勢的精神資源。
（3）周朝創製的天下體係也是一個決定性的因素。天下概念的“無外”原則意味著最大限度的兼容性，不拒絕任何人的參與，也就預先承諾了一個任何人都可參加的博弈模式，也因此成為對所有人具有同等吸引力並且同樣可加以利用的政治資源。與此相配合，周朝的天命觀念以“有德”為得天下的正當理由，這等於論證了革命的合法性，逐鹿也因此師出有名。天下觀是一個化特殊性為普遍性的有效例子：天下概念雖是周朝的特殊發明，但天下概念的內容卻具有非排他的普遍意義，因此能夠被普遍接受而成為一個普遍共享的政治神學資源[基督教也是一個化特殊為普遍的成功例子。耶穌受難和複活是特殊故事，卻宣布了一個對所有人開放的普遍信仰。]。
（4）政治神學的雪球效應。逐鹿的勝利者們為了保有對優勢的精神資源和物質資源的合法利用和穩定占用，幾乎都理性地選擇了周朝創作的天命傳承神話來解釋自己的王霸故事，將自己的王朝加入到以黃帝為始的悠久政治傳承敘事中，成為這個長篇故事的一章節，以此解釋其政治合法性。這是獲得政治合法性的最低成本策略，也是最高收益策略，很難想象逐鹿勝利者們會拒絕這種政治神學。於是，這個不斷被後來的故事所豐富的曆史線索本身變成了一個眾所信任的政治神話，不僅成為難以拒絕的現成優勢資源，同時也幾乎封死了重啟全新曆史敘事的可能性。因為拒絕一種根深葉茂的曆史神學而重新編造另一個曆史神話的成本太高，難度太大，幾乎注定會遇到各種難以自圓其說的困難而失敗。
或許還有更多因素，但這幾個決定性的因素已經足以形成逐鹿中原的“旋渦模式”。旋渦效應的關鍵在於它的持續向心力。曆史表明，最初一些政治勢力為了奪取優勢資源而主動卷入逐鹿中原的博弈，從而製造了初步的旋渦。隨著更多政治勢力的卷入，這個旋渦的體量不斷擴大，精神資源和政治神學意義不斷累積，進一步增強了旋渦的向心力效應。正是天下逐鹿遊戲持續不斷的旋渦效應創造了中國以及中國的旋渦式的生長方式，而這個旋渦遊戲的開放性——歸功於天下觀念——決定了中國是一個不斷生長甚至無邊生長的概念，即一個不斷趨近天下尺度的中國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