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最期望於你的是一種真益純粹的為我主義。要使你有時覺得天下隻有關於我的事最要緊，其餘的都算不得什麼。……你要想有益於社會，最妙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這塊材料鑄造成器。”
一
易卜生最後所作的《我們死人再生時》（When We Dead Awaken）一本戲裏麵有一段話，很可表出易卜生所作文學的根本方法。這本戲的主人翁是一個美術家，費了全副精神，雕成一副像，名為“複活日”。這位美術家自己說他這副雕像的曆史道：我那時年紀還輕，不懂得世事。我以為這“複活日”應該是一個極精致，極美的少女像，不帶著一毫人世的經驗，平空地醒來，自然光明莊嚴，沒有什麼過惡可除。……但是我後來那幾年，懂得些世事了，才知道這“複活日”不是這樣簡單的，原來是很複雜的。……我眼裏所見的人情世故，都到我理想中來，我不能不把這些現狀包括進去。我隻好把這像的座子放大了，放寬了。
我在那座子上雕了一片曲折爆裂的地麵。從那地的裂縫裏，鑽出來無數模糊不分明，人身獸麵的男男女女。這都是我在世間親自見過的男男女女。
這是“易卜生主義”的根本方法。那不帶一毫人世罪惡的少女像，是指那盲目的理想派文學。那無數模糊不分明，人身獸麵的男男女女，是指寫實派的文學。易卜生早年和晚年的著作雖不能全說是寫實主義，但我們看他極盛時期的著作，盡可以說，易卜生的文學，易卜生的人生觀，隻是一個寫實主義。一八八二年，他有一封信給一個朋友，信中說道：我做書的目的，要使讀者人人心中都覺得他所讀的全是實事。
人生的大病根在於不肯睜開眼睛來看世間的真實現狀。明明是男盜女娼的社會，我們偏說是聖賢禮義之邦；明明是贓官汙吏的政治，我們偏要歌功頌德；明明是不可救藥的大病，我們偏說一點病都沒有！卻不知道：若要病好，須先認有病；若要政治好，須先認現今的政治實在不好；若要改良社會，須先知道現今的社會實在是男盜女娼的社會！易卜生的長處，隻在他肯說老實話，隻在他能把社會種種腐敗齷齪的實在情形寫出來叫大家仔細看。他並不是愛說社會的壞處，他隻是不得不說。一八八○年，他對一個朋友說：我無論作什麼詩，編什麼戲，我的目的隻要我自己精神上的舒服清淨。因為我們對於社會的罪惡，都脫不了幹係的。
因為我們對於社會的罪惡都脫不了幹係，故不得不說老實話。
二
我們且看易卜生寫近世的社會，說的是一些什麼樣的老實話。
第一，先說家庭。
易卜生所寫的家庭，是極不堪的。家庭裏麵，有四種大惡德：一是自私自利；二是倚賴性，奴隸性；三是假道德，裝腔作戲；四是懦怯沒有膽子。做丈夫的便是自私自利的代表。他要快樂，要安逸，還要體麵，所以他要娶一個妻子。正如《娜拉》戲中的郝爾茂，他覺得同他的妻子有愛情是很好玩的。他叫他妻子做“小寶貝”，“小鳥兒”，“小鬆鼠兒”，“我的最親愛的”等等肉麻名字。他給他妻子一點錢去買糖吃，買粉搽，買好衣服穿。他要他妻子穿得好看，打扮的標致。做妻子的完全是一個奴隸。她丈夫喜歡什麼，她也該喜歡什麼：她自己是不許有什麼選擇的。她的責任在於使丈夫歡喜。她自己不用有思想：她丈夫會替她思想。她自己不過是她丈夫的玩意兒，很像叫花子的猴子專替他變把戲引人開心的（所以《娜拉》又名《玩物之家》）。丈夫要妻子守節，妻子卻不能要丈夫守節，正如《群鬼》（Ghosts）戲裏的阿爾文夫人受不過丈夫的氣，跑到一個朋友家去；那位朋友是個牧師，很教訓了她一頓，說她不守婦道。但是阿爾文夫人的丈夫專在外麵偷婦人，甚至淫亂他妻子的婢女；人家都毫不介意，那位牧師朋友也覺得這是男人常有的事，不足為奇！妻子對丈夫，什麼都可以犧牲；丈夫對妻子，是不犯著犧牲什麼的，《娜拉》戲內的娜拉因為要救她丈夫的生命，所以冒她父親的名字，簽了借據去借錢。後來事體鬧穿了，她丈夫不但不肯替娜拉分擔冒名的幹係，還要痛罵她帶累他自己的名譽。後來和平了結了，沒有危險了，她丈夫又裝出大度的樣子，說不追究她的錯處了。
他得意揚揚的說道：“一個男人赦了他妻子的過犯是很暢快的事！”（《娜拉》三幕）這種極不堪的情形，何以居然忍耐得住呢？第一，因為人都要顧麵子，不得不裝腔做戲，做假道德遮著麵孔。第二，因為大多數的人都是沒有膽子的懦夫。因為要顧麵子，故不肯鬧翻；因為沒有膽子，故不敢鬧翻。那《娜拉》戲裏的娜拉忽然看破家庭是一座做猴子戲的戲台，她自己是台上的猴子。她有膽子，又不肯再裝假麵子，所以告別了掌班的，跳下了戲台，去幹她自己的生活。那《群鬼》戲裏的阿爾文夫人沒有娜拉的膽子，又要顧麵子，所以被她的牧師朋友一勸，就勸回頭了，還是回家去盡她的“天職”，守她的“婦道”。她丈夫仍舊做那種淫蕩的行為。阿爾文夫人隻好犧牲自己的人格，盡力把他羈縻在家。後來生下一個兒子，他母親恐怕他在家學了他父親的壞榜樣，所以到了七歲便把他送到巴黎去。她一麵要哄她丈夫在家，一麵要在外邊替她丈夫修名譽，一麵要騙她兒子說他父親是怎樣一個正人君子。這種情形，過了十九個足年，她丈夫才死。死後，他妻子還要替他裝麵子，花了許多錢，造了一所孤兒院，作她亡夫的遺愛。孤兒院造成了，她把兒子喚回來參與孤兒院落成的慶典。誰知她兒子從胎裏就得了他父親的花柳病的遺毒，變成一種腦腐症，到家沒幾天，那孤兒院也被火燒了，她兒子的遺傳病發作，腦子壞了，就成了瘋人了。這是沒有膽子，又要顧麵子的結局。這就是腐敗家庭的下場！
三
其次，且看易卜生的社會的三種大勢力。那三種大勢力：一是法律，二是宗教，三是道德。
第一，法律 法律的效能在於除暴去惡，禁民為非。但是法律有好處也有壞處。好處在於法律是無有偏私的；犯了什麼法，就該得什麼罪。壞處也在於此。法律是死板板的條文，不通人情世故；不知道一樣的罪名卻有幾等幾樣的居心，有幾等幾樣的境遇情形；同犯一罪的人卻有幾等幾樣的知識程度。法律隻說某人犯了某法的某某篇某某章某某節，該得某某罪，全不管犯罪的人的知識不同，境遇不同，居心不同。《娜拉》戲裏有兩件冒名簽字的事：一件是一個律師做的，一件是一個不懂法律的婦人做的。那律師犯這罪全由於自私自利，那婦人犯這罪全因為她要救她丈夫的性命。但是法律全不問這些區別。請看這兩個“罪人”討論這個問題：律師郝夫人，你好像不知道你犯了什麼罪，我老實對你說，我犯的那樁使我一生聲名掃地的事，和你所做的事恰恰相同，一毫也不多，一毫也不少。
娜拉你！難道你居然也敢冒險去救你妻子的命嗎？
律師法律不管人的居心如何。
娜拉如此說來，這種法律是笨極了。
律師不問它笨不笨，你總要受它的裁判。
娜拉我不相信。難道法律不許做女兒的想個法子免得他臨死的父親煩惱嗎？難道法律不許做妻子的救她丈夫的命嗎？我不大懂得法律，但是我想總該有這種法律承認這些事的。你是一個律師，你難道不知道有這樣的法律嗎？柯先生，你真是一個不中用的律師了。（《娜拉》一幕）
最可憐的是世上真沒有這種人情人理的法律！
第二，宗教易卜生眼裏的宗教久已失了那種可以感化人的能力；久已變成毫無生氣的儀節信條，隻配口頭念得爛熟，卻不配使人奮發鼓舞了。《娜拉》戲裏說：
郝爾茂你難道沒有宗教嗎？
娜拉我不很懂得究竟宗教是什麼東西。我隻知道我進教是那位牧師告訴我的一些話。他對我說宗教是這個，是那個，是這樣，是那樣。
如今人的宗教，都是如此，你問他信什麼教，他就把他的牧師或是他的先生告訴他的話背給你聽。他會背耶穌的祈禱文，他會念阿彌陀佛，他會背一部《聖諭廣訓》。這就是宗教了！
宗教的本意，是為人而作的，正如耶穌說的，“禮拜是為人造的，不是人為禮拜造的”。不料後世的宗教處處與人類的天性相反，處處反乎人情。如《群鬼》戲中的牧師，逼著阿爾文夫人回家去受那蕩子丈夫的待遇，去受那十九年極不堪的慘痛。那牧師說，宗教不許人求快樂；求快樂便是受了惡魔的魔力了。他說，宗教不許做妻子的批評她丈夫的行為。他說，宗教教人無論如何總要守婦道，總須盡責任。那牧師口口聲聲所說是“是”的，阿爾文夫人心中總覺得都是“不是”的。後來阿爾文夫人仔細去研究那牧師的宗教，忽然大悟。原來那些教條都是假的，都是“機器造的”！
但是這種機器造的宗教何以居然能這樣興旺呢？原來現在的宗教雖沒有精神上的價值，卻極有物質上的用場。宗教是可以利用的，是可以使人發財得意的。那《群鬼》戲裏的木匠，本是一個極下流的酒鬼，賣妻賣女都肯幹的。但是他見了那位道學的牧師，立刻就裝出宗教家的樣子，說宗教家的話，做宗教家的唱歌祈禱，把這位蠢牧師哄得滴溜溜的轉。那《羅斯馬莊》（Rosmersholm）戲裏麵的主人翁羅斯馬本是一個牧師，後來他的思想改變了，遂不信教了。他那時想加入本地的自由黨，不料黨中的領袖卻不許羅斯馬宣告他脫離教會的事。為什麼呢？因為他們黨裏很少信教的人，故想借羅斯馬的名譽來號召那些信教的人家。可見宗教的興旺，並不是因為宗教真有興旺的價值，不過是因為宗教有可以利用的好處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