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走近詩人臧克家
臧克家（1905—2004），筆名少全、何嘉，山東諸城人。1905年生，從小熱愛古典詩歌，並深受影響。1923年考入山東省立第一師範學校。1930年考入國立山東大學，得到時任山東大學文學院院長聞一多先生的親切的教誨和幫助。1932年開始發表新作品，以《老馬》一詩成名。
臧克家18歲以前一直生活在膠東半島的農村，目睹了舊中國農民的悲苦生活，引起他深切的同情，為其後來的詩歌創作奠定了基礎。事實也證明，臧克家在創作中善於把握這類題材，並在實績上有體現，如《老馬》《難民》等，描寫了舊中國農民忍辱負重的生存狀態，成為中國現代詩歌史上的名作。臧克家被譽為“農民詩人”“泥土詩人”。
《老馬》這首詩一直被視為現實主義的傑作。“老馬”的形象，在作品中突出地表現為所處境遇極為悲苦，但同時也揭示了其性格中堅忍的特質，似乎還可以感受到其內心隱含的微茫的希望。可以說，這首詩是詩人提出的“個人的堅忍主義”的注腳，展示了其麵對苦難生存狀態時不頹廢、不沮喪以及忍受苦難的生活態度。詩人通過展示老馬的境遇，隱喻人生的狀態——忍受淩辱，低著頭，默默無語，沒有怨言。這一形象，是舊中國農民的形象寫照。
《難民》這首詩和臧克家其他的詩作一樣，目光向下，關注普通勞動者，關注弱小群體。作品裏描寫了難民的命運——投宿異地，由於“年頭不對，不敢留生人在鎮上”。在那個“人到哪裏，災荒到哪裏”的時代，苦難似乎沒有甩開的可能。這首詩歌中，難民群體形象被刻畫了出來。黃昏來臨時，他們在饑渴交迫、居無定所的情況下，不得不繼續輾轉，受顛沛流離之苦，民不聊生之狀被勾勒得非常突出。
二、思想的痛苦
（一）《老馬》——千年的影子
20世紀30年代，中國詩壇因臧克家“老馬”形象的出現而讓讀者眼前為之一亮。
《老馬》這首詩發表時，距胡適出版中國新詩史上第一部白話詩集《嚐試集》已有10年。當時新詩運動出現兩個極端：一個是以徐誌摩、梁實秋為代表的“新月派”；另一個是以郭沫若等為代表的“創造社”“太陽社”。那個時代，中國社會鬥爭不斷，百姓境遇極其悲苦，詩歌界也突出強調解放，但以上麵兩個極端為代表，或則求個人之解放，或則求大眾之解放。事實上，這兩種極端均不能深入民間，不能真切體會老百姓痛苦的心靈，從而也不可能創造出象征農民的“老馬”這一形象。臧克家的“老馬”從而成了那個時代詩壇獨樹一幟的美學形象。這一形象的出現，為新詩注入了活力，對詩壇意象係列是個豐富。它一出現便帶著泥土的氣息，沉重、苦難、悲涼、蒼老、無奈，伴影隨形。
在那個時代，臧克家能夠以妙筆塑造這一形象，絕非偶然。臧克家《當中隔一段戰爭》（《泥土的歌》序）寫道：“幾時，不再讓我為他們悲慘命運發愁、悲傷、憤怒，不再唱這樣令人不快的歌？幾時，讓我替他們——中國農民，出自真情如同他們唱悲哀的歌一樣唱一支快樂的、解放的歌？”正因為有對舊中國農民生活的熟悉，更重要的是因為他有著對舊中國受壓迫農民生存狀態的憂慮與同情，從而以《老馬》這一名篇，開啟了中國自有新詩以來的新的樂章。
“背上的壓力往肉裏扣”，羸弱的老馬，負荷多麼深重啊，大車裝滿後太重了，以至壓力直達肉裏，甚至心裏。這何嚐不是幾千年來忍辱負重的農民形象？這一形象似陌生，卻又如此熟悉，進入了讀者的視野，走入了20世紀的中國詩壇。
這首詩的重點不是通過外在形象刻畫來突出老馬，而是將筆墨專注於一幅景象，勾勒刹那間老馬的感受、心境，從而反映出命運中無奈的成分。稀疏幾筆，極大地增強了老馬悲劇的感染力。
有一種手法叫對比，詩人臧克家非常善於運用這種技法。在其筆下，老馬越是被刻畫為忍辱負重、善良忠厚，就越能突出剝削者對老馬的殘酷冷漠，從而也就越能激發讀者對被壓迫者的同情和對舊製度、剝削階級的憤怒和反抗之情。
（二）《難民》——“不如歸去”談何容易
20世紀30年代，黑暗的社會現實籠罩神州大地。對於現實是否關注，怎樣關注，通過什麼樣的藝術手段展現，都是新詩必須麵臨的問題。現實主義的詩歌自《詩經》開始，成了詩歌發展的主流之一。聞一多是臧克家的老師，對臧克家的詩歌創作有著很大的影響，同時，聞一多和徐誌摩又是新月派的代表。但是，聞一多的“格律化”主張，徐誌摩的“音節美”的實驗，這些詩歌理論主張與實踐都是藝術唯美追求的產物，雖說這在一定程度上對白話詩歌的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然而也造成了新月派詩歌與大眾和曆史的遠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