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走近詩人穆旦
穆旦（1918—1977），原名查良錚，祖籍浙江海寧。1935年考入北平清華大學外文係，抗日戰爭爆發後，隨學校輾轉於長沙、昆明等地，並在香港《大公報》副刊和昆明《文聚》上發表大量詩作，成為有名的青年詩人。1940年畢業後留校。1942年5月毅然加入中國遠征軍赴緬甸作戰。這些經曆對他的創作產生了深刻的影響。穆旦是現代中國最為傑出的現代派詩人和翻譯家，他的詩歌以對現代社會個體分裂內心的深刻探究和對個體命運生存困境的頑強探索達到了現代主義詩歌創作的高峰，其詩無比豐富的哲學內涵和濃重的理性思辨色彩更使他成為20世紀40年代現代主義的旗幟。九葉詩派是那時崛起並臻於成熟的現代主義詩派。而在九葉詩派中，最為深刻地體現出40年代新詩現代性探求的，正是穆旦。有人甚至把穆旦看作“新詩的終點”。
戰爭使穆旦的心靈和肉體受到雙重的考驗，長沙至昆明的艱苦之旅，在詩人眼前展開的是烽火連天、山河破碎的現實，使他產生對民族生存現狀的痛苦記憶。這種見聞和經曆引起詩人對堅忍不拔的民族性格的深思。《讚美》一詩寫於1941年12月，正是抗日戰爭的艱苦歲月。戰爭給人民帶來了更深的災難，也喚起了人們的鬥誌。
《讚美》充滿了對中華民族堅韌的生存力的禮讚。祖國的災難，民族的命運，吸引著詩人們為之發出各種歌唱。歌唱優秀的中華兒女堅忍不拔的意誌，敢於獻身的精神，迎接光明來臨的信心。詩人袁可嘉說：“讚歌人人能唱，但會唱帶血的讚歌者卻不多。”他稱穆旦的《讚美》是一首“伴隨著深沉的痛苦的帶血的讚歌”。全詩共四節。
《讚美》，作者要讚美什麼？此詩盡管流露了低沉悲愴的情調，但貫穿全詩的是一種強烈的愛。作者從“恥辱的生活的人民，佝僂的人民”的身上，看到了時代的閃光，民族的轉機。詩人把希望寄托在舍家保國、義無反顧的農夫身上。當戰爭打破了鄉村的安寧，農夫便聽從時代的召喚，踏上一條征戰之路。他是單個人，又是一群人的代表，甚至象征著我們整個中華民族。全詩表達了作者對“一個民族已經起來”的堅定信念。讚美的是中華民族忍辱負重、吃苦耐勞、堅忍不拔的性格，以及生生不息的雄健的生命力。
《詩八首》寫於1942年2月，那時穆旦24歲，是剛剛畢業不久的著名的西南聯大的青年“校園詩人”。穆旦曾說：“我的《詩八首》，那是寫在二十三四歲的時候，那裏也充滿愛情的絕望之感。”這首詩，整體上是寫在愛情走向成熟的過程中，由於一方感情熱烈，一方感情冷靜，兩者不平衡之間形成的矛盾和衝突。《詩八首》是屬於中國傳統詩歌中的“無題”一類的愛情詩，是一篇關於愛情的啟示錄，也是一首生命的讚美詩。在詩裏，我們看不到一般愛情詩的纏綿與熱烈的感情，也看不到很多眷戀與相思的描寫。整首詩，從頭到尾顯得深沉而冷峻。全詩共八首，每首均為兩節，每節四行，每首詩為八行，共六十四行。在穆旦的詩中，此詩形式算是比較整齊勻稱的一類。
在穆旦所有詩歌作品中，《詩八首》可能是中國現代詩歌中被闡釋程度最高的作品。幾乎所有討論穆旦詩歌的文章都無一例外地提及到了《詩八首》，長篇專論更是時有出現。這自然是因為這首詩所包含的豐富內涵。看慣了徐誌摩的《我等候你》或何其芳的《預言》等溫婉、纏綿、熱烈的愛情詩，會覺得《詩八首》非常突兀，它全無熱烈和浪漫。在穆旦筆下，愛情是冷靜的，分析性的，包含著深刻的反思意味。
《出發》創作於1942年2月，此詩的最後一句“你給我們豐富，和豐富的痛苦”在很大程度上是穆旦詩歌的代稱。王佐良在《一個中國新詩人》裏有一句評論穆旦：“最善於表達中國知識分子的受折磨而又折磨人的心情。”
《五月》一詩中，詩人將古典格律體和現代自由體詩行糅合對照，在新穎的形式裏滲透著深刻的現代意味。它寓示春花秋月、晚霞炊煙、遊子思鄉、情人盟誓的古典意境在現代城市已不複存在，充斥人們生活的是無盡的陰謀和痛楚，是絕望後的快樂。
二、閃閃紅星在天際遙現
（一）《讚美》——一個民族已經起來
《讚美》寫於抗戰最艱苦的敵我“相持階段”，當時的中華民族既背負著曆史積澱的沉重、貧窮和苦難，又已在抗日烽火中走向覺醒；人民雖然衣衫襤褸，血汙浸身，但已在血與火中為擺脫屈辱而戰。作為年輕的詩人，穆旦在深刻感受到時代苦難的同時，也看到了人民的奮起，並由此看到了民族的希望。他抓住了這個時代的特色，並為之歌唱，顯示了詩人對現實的關注，對祖國和人民的熱愛。關注社會現實，關心勞苦大眾，熱愛苦難的祖國，熱情讚美奮勇抗爭的人民，這就是《讚美》的思想主旨。
“一個民族已經起來”是此詩最核心的情感和信念。這樣一種異常強烈的信念集中體現了穆旦詩歌精神的某一方麵：深深紮根於苦難中國的現實當中，是“結合著強烈的中國現實感而來”的（王佐良：《談穆旦的詩》），它的確充滿了曆史進化論式的樂觀主義情緒，充滿了對國家、民族的熱烈的愛與讚美。但與同時期一些抗戰詩歌相比，卻自有其獨到之處：作者並沒有簡單地依靠標語口號，而是在整體性的直陳式抒情的基礎之上，借助意象的不斷鋪陳，情感的不斷激蕩，使讚美的情感和張揚的生命力最終超越了詞語層麵而直抵讀者內心。它既反映了戰爭來臨時個體的情感，又經過藝術的有效積澱上升到民族史詩所特有的高度。
不斷變換的敘述視角使情感富於變化，“我”作為祖國的代言人痛苦而自豪，“他”這樣的農夫為國家、為民族獻身的壯烈令人欽佩。每一節都以“一個民族已經起來”作結句，突出了以“農夫”為代表的中國人民的形象，表達了“一個民族已經起來”的豪邁心聲。
“農夫”這個具體意象的塑造，更能突出作者個人情感的強烈現實性，具體意象與作者情感的直抒、理性的思辨想結合，更顯示出詩人情感的厚重。詩人自覺承擔起現實的苦難，對祖國則懷有無比誠摯的熱愛，以及強烈的憂患意識——這一點顯示了穆旦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的獨立性：在讚美底層勞動人民的強大的生命力和“無言的痛苦”的同時，他並沒有放棄知識分子對現實的審視力，對於“農夫”的命運及其現實遭遇，他並非毫無保留地讚美。在寫下他對農民的付出的同情和敬佩的同時，對戰爭的不公，對以“名詞”來利用、使用“大眾的愛”則保持了警惕。這種態度，在後來的《出發》（同一詩名，穆旦寫有兩首）、《小鎮一日》《在寒冷的臘月的夜裏》等詩中都有體現。所有這些，都和詩人情感的滯重性緊密相關，對於現實，他從來沒有廉價的讚美。
（二）《詩八首》——自由地用身體來思想
穆旦以純淨的心靈，滿懷追問地觀照萬物，並以藝術家的敏感探索著其中的意蘊。他的追問，他的“用身體來思想”，自由地來往於知性與感性的空間。他以不斷追問的姿態讓情感思辨的觸須觸摸宇宙間的精神聯係；以虔誠的心靈，營造了一個又一個真與幻、靜與動相對的而又充滿情感思辨的完美空間。
在閱讀這首詩的時候，既要抓住一些關鍵性的詞句，又要注意從整體上進行把握。隻有這樣，才能既把握詩歌的整體觀念，同時也可知曉這種觀念如何形成並確立。如前所述，“相同和相同溶為怠倦/在差別間又凝固著陌生”成為本詩最驚人的發現：它證明了愛情對於個體的發展是一種限製——這也是作者在《詩八首》裏所表達出的對於愛情的獨特體驗。與那些溫柔纏綿的愛情詩相比，這首詩通篇充滿了冷靜的理性思辨色彩，與作者永遠是以“懷疑主義”的態度對人生、對現代個體靈魂加以深入探究的態度相一致。作者以犀利的眼光透視了愛情的全過程。
愛情是一種被“相同”和“差別”限定的永劫：“相同”帶來“怠倦”，“差別”帶來“陌生”。由於“相同”與“差別”是人與人處境的兩極，兩者之間沒有詩人所認定的“不斷的平衡”，它事實上宣告了愛情對個體發展是一種限製，並最終宣告了愛情的最終喪失，個體回歸“孤獨”——與上帝永恒相比，愛情不過是一種“偶然”；個體生命終將化為平靜，個體終究抵擋不了上帝的“不仁的嘲弄”，終究抵擋不了生命前定的虛空。這多少帶有點兒悲觀色彩。
（三）《出發》——豐富，和豐富的苦痛
詩中諸多對比性的概念，既是對現實情狀的摹寫，敏感的現代個體就是處於這樣的思想狀態當中，也蘊涵了一種美學動機：有意識地將對立性概念並置，借助語言多層次的矛盾衝突來使詩歌意義自明、作者複雜的感情自我呈現，同時大大加強詩歌的藝術張力。這是穆旦詩歌寫作中常見的一個基本手法。
詩歌名為《出發》，看似包含某種“行動”意味，實際情形卻是揭示出個體被現實所“囚”的狀態：一方麵，“上帝”（這一概念可看作是宗教信仰，也可如鄭敏所言，“代表命運和客觀世界”）對於個體“蔑視”“否定”，即現代社會對個體的壓製，這是現代主義文學當中一個相當常見的主題；另一方麵，也在於個體對這種狀態的自我認知，他感受到了“豐富”，同時更感受到了這種“豐富”所帶來的“痛苦”。
詩中通過以“出發”這一充滿動感的概念為詩題，高度地展現出“和平”與“殺戮”，“歡喜”與“可厭”，“人”與“機械”“野獸”“新的美”與“失去了的自由”，“希望”與“失望”以至“死”，“善感”與“僵硬”，“個人的哀喜”與“被蔑視、被否定……”通過諸多意象的對立、滲透、糾結、纏繞，跳躍、猛進與突轉，造成一種陌生與生澀的奇峻、冷峭而驚異的美，顯示出詩人“思維的複雜化、線團化”（鄭敏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