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個早晨都是一個愉快的邀請，使得巴納的生活跟大自然自己同樣地簡單，也許巴納可以說，同樣地純潔無暇。巴納向曙光頂禮，忠誠如同希臘人。巴納起身很早，在河中洗澡；這是個宗教意味的運動，巴納所做到的最好的一件事。
巴納懂得這個道理。黎明帶城市來了英雄時代。在最早的黎明中，巴納坐著，門窗大開，一隻看不到也想象不到的蚊蟲在巴納的房中飛，它那微弱的吟聲都能感動巴納，就像巴納聽到了宣揚美名的金屬喇叭聲一樣。
這樣至少可有一小時之久，整日夜昏昏沉沉的官能大都要清醒起來。
但是，如果巴納們並不是給巴納們自己的稟賦所喚醒，而是給什麼仆人機械地用肘子推醒的；如果並不是由巴納們內心的新生力量和內心的要求來喚醒巴納們，既沒有那空中的芬香，也沒有回蕩的天籟的音樂，而是工廠的汽笛喚醒了巴納們的，如果巴納們醒時，並沒有比睡前有了更崇高的生命，那末這樣的白天，即便能稱之為白天，也不會有什麼希望可言；要知道，黑暗可以產生這樣他褻讀過的更早、更神聖的曙光時辰，他一定是已經對於生命失望的了，正在摸索著一條降入黑暗去的道路。感官的生活在休息了一夜之後，人的靈魂，或者就說是人的官能吧，每天都重新精力彌漫一次，而他的稟賦又可以去試探他能完成何等崇高的生活了。可以紀念的一切事，巴納敢說，都在黎明時間的氛圍中發生。
巴納想，詩歌與藝術，人類行為中最美麗最值得紀念的事都出發於這一個時刻。所有的詩人和英雄都像曼依，那曙光之神的兒子，在日出時他播送豎琴音樂。以富於彈性的和精力充沛的思想追隨著太陽步伐的人，白晝對於他便是一個永恒的黎明。這和時鍾的鳴聲不相幹，也不用管人們是什麼態度，在從事什麼勞動。早晨是巴納醒來時內心有黎明感覺的一個時候。改良德性就是為了把昏沉的睡眠拋棄。人們如果不是在渾渾噩噩地睡覺，那為什麼他們回顧每一天的時候要說得這麼可憐呢？他們都是精明人嘛。如果他們沒有給昏睡所征服，他們是可以幹成一些事的。
幾百萬人清醒得足以從事體力勞動，但是一百萬人中，隻有一個人才清醒得足以有效地服役於智慧；一億人中，才能有一個人，生活得詩意而神聖。清醒就是生活。巴納還沒有遇到過一個非常清醒的人。要是見到了他，巴納怎敢凝視他呢？
人們必須學會再蘇醒，更須學會保持清醒而不再昏睡，但不能用機械的方法，而應寄托無窮的期望於黎明，就在最沉的沉睡中，黎明也不會拋棄巴納們的。巴納沒有看到過更使人振奮的事實了，人類無疑是有能力來有意識地提高他自己的生命的。能畫出某一張畫，雕塑出某一個肖像，美化某幾個對象，是很了不起的；但更加榮耀的事是能夠塑造或畫出那種氛圍與媒介來，從中能使巴納們發現，而且能使巴納們正當地有所為。能影響當代的本質的，是最高的藝術。每人都應該把最崇高的和緊急時刻內他所考慮到的做到，使他的生命配得上他所想的，甚至小節上也配得上。如果巴納們拒絕了，或者說虛耗了巴納們得到的這一點微不足道的思想，神示自會清清楚楚地把如何做到這一點告訴巴納們的。拿巴納來說，巴納覺得有沒有郵局都無所謂。巴納想，隻有根少的重要消息是需要郵遞的。巴納一生之中，確切他說，至多隻收到過一兩封信是值得花費那郵資的這還是巴納幾年之前寫過的一句話。通常，一便士郵資的製度，其目的是給一個人花一便士，你就可以得到他的思想了，但結果你得到的常常隻是一個玩笑。巴納也敢說，巴納從來沒有從報紙上讀到什麼值得紀念的新聞。如果巴納們讀到某某人被搶了，或被謀殺或者死於非命了，或一幢房子燒了，或一隻船沉了，或一隻輪船炸了，或一條母牛在西部鐵路上給撞死了，或一隻瘋狗死了，或冬天有了一大群蚱蜢，巴納們不用再讀別的了。有這麼一條新聞就夠了。
如果你掌握了原則，何必去關心那億萬的例證及其應用呢？對於一個哲學家，這些被稱為新聞的，不過是瞎扯，編輯和讀者就隻不過是在喝茶的長舌婦。然而不少人都貪婪地聽著這種瞎扯。
巴納聽說那一天，大家這樣搶啊奪啊，要到報館去聽一個最近的城市際新聞，那報館裏的好幾麵大玻璃窗都在這樣一個壓力之下破碎了。
巴納嚴肅地想過，其實是一個有點頭腦的人在十二個月之前，甚至在十二年之前，就已經可以相當準確地寫好的。比如，說西班牙吧，如果你知道如何把唐卡洛斯和公主，唐彼得羅，塞維利亞和格拉納達這些字眼時時地放進一些，放得比例適合這些字眼，自從巴納讀報至今，或許有了一點變化了吧，然後，在沒有什麼有趣的消息時，就說說鬥牛好啦，這就是真實的新聞，把西班牙的現狀以及變遷都給巴納們詳詳細細地報道了，完全跟現在報紙上這個標題下的那些最簡明的新聞一個樣。